科举制为什么延续这么长时间

①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诞生的背景是什么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曾被历朝统治者视为抡才大典而倍受重视。它的特点是：开科取士、自由报考，以成绩优劣来决定取舍人才。

科举制度是隋朝建立、唐朝完善并为后代沿用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拥有政治特权，世代垄断高官显位。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已日趋腐朽。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办法，隋初规定原有的秀才、明经两科，由州县学送生徒到中央参加考试。炀帝时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渐形成。

科举制度最初建立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它顺应了当时社会文人的诉求，打开了贫寒士人进入仕途的渠道，缓解了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使平民百姓树立了“读书致仕”的愿望，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稳定作用。

但是，科举制度最终走向了封闭与衰败，禁锢了思想，阻碍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延缓了我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② 科举制能延续一千多年的原因是什么，

科举制能延续一千多年的首因是公平，次因是公正，第三是公开。
科举制，初创是为了打破士族贵族的世袭现象。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最后说明：科举制可不仅仅是延续了一千多年了噢，十八世纪，英国人考察中国科举制度后，回国建立了举世文明的英国文官制度，并渐渐流行了欧美几乎所有国家。

③ 科举制能延续下去的原因

试论我国科举制度延续千年的原因

摘
要：发轫于我国隋代的科举制度，到清末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方面，这些因素一起构筑了科举制度难以动摇的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程度很高，以致长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说明这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其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
我国科举制发轫于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一种制度能如此稳定，历史上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个中原因安在?颇发人深思。近20多年来，虽然学界对科举研究的热度不减，但探索这个问题的似乎不多。这无疑是个难题，因为原因可能太复杂，或许可以轻松地说出几条“理由”，但要真中肯綮却不容易。刘海峰教授在其所着《科举学导论》第六章《科举存废论》第一节中概括了时下的主要观点：“一、与贤能治国、精英统治的儒家理论相符合”；“二、标榜公平竞争，具有客观标准”；“三、牢笼天下英才，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则提出两点：“取士大权掌握在中央，有利于君主集权”；“以文取士”。他们说得都不错，也有代表性。不过笔者认为，科举千年不辍的原因，可从封建政治和科举自身两方面去寻求，但后者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此前无论是“察举”还是“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未必不欲举贤能、揽英才，“中央”也并非无权。故本文侧重从科举制度自身出发，提出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点，其中与时贤论点一致的，予以补证。自知恐仍难捕捉原因之全部，特献鄙说以就正于方家。
一、大众参与，使科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何选拔人才参与管理，是国家致治的基本制度之一。上古有所谓“乡举里选”，常被后世学者理想化，具体情况虽因文献缺略而不得其详，但至少有一点应该与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六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同，那就是被举者属“他举”（由他人选拔），自己没有主动权，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科举最基本的原则是“投牒自举”，彻底打破了“他举”的传统。何谓“投牒自举”，此语最早盖见于《旧唐书》卷119《杨绾传》，杨绾在所上《条奏贡举之弊疏》中说，“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云云(详见下引)。说得明白点，即读书人只要“投牒”(“牒”有如今天的申请书，包括递交“家状”等相关材料)，就可参加县州的发解试，其中的优胜者便可以一路绿灯，升到省试、殿试（宋以后）。《新唐书》卷44《选举志》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唐宋时代，以“怀牒自列于州县”的私学“乡贡”最盛，形式上相当于当今的自学考试，不同的是它是当时的主途径。韩愈曾述逐级升贡的流程道：
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若县，加详察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韩愈：《赠弦童子序》）
宋代虽取消了县一级的考试，增加了殿试，但“乡贡”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只有到了明清时代，才以贡于学校的“生徒”为主。五代人牛希济曾形容乡贡的盛况道：“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满于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这是“投牒自举”的结果，其热烈火爆的场面，是暗箱操作的“他举”时代绝对看不到的。

唐代由于录取人数少，进士每科才一二十人，多的年份也不过30余人，故即便是“投牒自举”，群众的动员面也有限，几乎让全体读书人都参与其中的是宋代。宋太宗果断地扩大录取规模，使科举朝大众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是科举史上的一件大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记曰：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先是，诸道所发贡士凡五千三百馀人，……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
李若谷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上《议贡举》曰：“皇朝开宝以前，岁取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自克复伪国，吏员益众，始有廷试广收人之制。”（《隆平集》卷七）又《燕翼诒谋录》卷一：“国初，进士尚仍唐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这同时表明了宋代官僚队伍的补充，几乎完全依赖于科举，而扩大录取规模，也大大提升了科举的影响力。据初步统计和估算，有宋一代共举行过一百一十八榜科举考试，各种科目登第人数，大致在10万至11万之间。省试一般10多名才有1人中选，被州郡发解过的举子，当有百多万之众；而参加州郡发解试的学子，每州动辄数千人（大州甚至过万），中选的比例更小，往往数十名取一。那么有宋300多年间，参加过科举考试的累计盖以数千万计。虽然这些数字都是估算，但说大众参与其中，当是事实。下及明清，科举皆为国家第一考，从通都大邑到偏远乡村，无不有年轻学子为其守更熬夜，动员面之广，决非“察举”或“九品中正”可与伦比。
当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一个新制度的建构，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投牒自举”也是如此。最着名的是上文已提到的唐宝应二年(763)杨绾上疏。他写道：“自古哲后，皆侧席待贤；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试策者，着之于州。……”其下他设计了一整套如何复“古制”的运行流程，此略。总之，杨绾是欲退到上古的“乡举里选”和汉代的“察举制”。当时有不少人附和其说，但最终被否决。（《旧唐书》卷119）至宋代，也时有复古的论调。他们虽也道出了“投牒自举”的某些弊端，但以倒退的方式除弊，却不合时宜，也注定要失败。元初学者马端临说得好：“大抵须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文献通考》卷三二）时移事易，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要之，由“他举”到“自举”，是选举制度的一个质的飞跃。它不仅是封建时代人才录用方式的进步，也是社会政治的一个进步，表明了在皇权独揽的同时，将权力有限度地向民众开放，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一次提升。从此，至少在理论上科举给所有士子——无论他出身贵胄还是寒族——提供了靠个人努力和自身能力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机会，作为一种选举制度，它由此也获得了“群众万千”的社会基础。任何制度只要有了大众的参与，其自身也便具有了稳定性。
二、公平竞争，使科举获得社会的广泛信任
凡将科举制与从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较的，都要提到科举的公平性。这的确是科举制最大的优越性之所在。追求公平，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理想，但在人才选拔上，“公平”却来之非易。由“他举”到“自举”，破除了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止斋文集》卷三五）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而最能体现科举公平原则的，则是考试。所谓“察举”或“九品中正制”，一般也有考试，但却并不重要，只要荐举官“心证”已定，即便考得很差，照样录取；相反，哪怕考得再好，也没有用，“举秀才，不知书”的汉代民谣，是我们所熟悉的。左思《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就是表达对门阀制度下寒士备受压抑的不平。而科举则不同，它以考试为中心，用考试将举子推上同一个竞争平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用规范的方式比较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在封建社会制度中，这是少有的值得肯定的亮点之一。
实现科举考试的公平，主要有如下数途：
一是坚持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唐代科举已重视考试，但较之后世，它还没有将考试成绩作为决定去取的惟一条件。尤其是中唐以后，“公荐”盛行，取人重“誉望”(即社会名望及美誉度)，而考场上文章的好坏反倒不重要。“公荐”即当权者或社会名流向主司(知举官)及与主司关系密切的人推荐进士人选，或用各种方式为举子制造声势，当时称之为“通榜”。为了获取“誉望”，名列“公荐”，社会上用行卷的方式请托权要之风很盛。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唐代举子有“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的说法。这样，“公荐”必然流于“私荐”。这实际上是荐举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辟，是对公平原则的严重破坏，表明当时的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公荐”、“采誉望”为权力过多地介入考试开了方便之门，正如苏轼所说：“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服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苏轼文集》卷二五）
到宋代，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变。宋建国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荐”开刀。《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载：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原注：“故事：每岁知举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得公荐所知者，至是禁止之。”到真宗时，朝廷又狠刹请托风。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喻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宋会要辑稿•选举》）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五日，又诏榜贡院门曰：“国家儒学斯崇，材能是选，眷惟较艺，务在推公。而近岁有司罔精辩论，尚存请托，有失拟伦。……今乡赋咸臻，礼闱方启，俾司文柄，慎择春官，用革弊源，别申条制，靡间单平之选，庶无徼幸之人。”
（《宋会要辑稿•选举》）真宗又诏臣下制定了《考试进士新格》等条制，确立了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从此使科举考试走上了规范化之路，为实现公正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保证卷面成绩的真实性，彻底杜绝阅卷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要做到考试成绩真实，防止考场中挟带、代笔等作弊固然很重要，但举子在考场中毕竟处于弱势地位，只要加强管理，严明纪律，辅之以惩罚，是不难克服的；而影响考试公平更重要、最恶劣的，是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考官接受请托而徇私舞弊。为此，宋代实行考官锁院制，试卷糊名、誊录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谓“锁院”，又称“锁宿”，即朝廷任命的权知举、权同知举及其他考官名单一经公布，就须马上到贡院住宿，不得与外界接触。《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自端拱元年(988)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992)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锁院”制断绝了考官接受请托的机会，无疑是个良法。
也是淳化三年，宋太宗将唐代制科曾用过的糊名制移植到常科(进士及诸科)殿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所谓糊名，又叫封弥、弥封，即糊住考卷上举子姓名等个人信息，而易以别的号码(宋人用几个字拼凑成字形，称“字号”)。在现代考试中，试卷密封的原理和方法，就是从此而来，我们并不陌生。真宗咸平间,省试实行糊名制。景德四年(1007),晁迥、陈彭年等受诏制订《考试进士新格》，将糊名法制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载：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乃委转运司所部选词学并公勤者为考试、监门、封弥官”。从此之后，几乎所有重要的考试，都实行糊名。
但只糊名易号，仍无法确保安全，因为欲作弊的考官还可用其他方法获知考生信息，比如辨认笔迹、约定暗号等，于是宋人又发明了另一“高招”——誊录。誊录又称“易书”，即组织书手将举子们的考卷重抄一遍，考官评阅的是经人誊录过的卷子。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八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是岁，礼部初置誊录院。”其他宋代文献如《玉海》卷一一六、《宋史•选举志一》等所记同。州郡发解试实行誊录制稍晚,是在仁宗景祐间。各级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后，考官评卷时不再能够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就有效地扼制了请托之风，中唐至宋初盛行的行卷风也从此止息，从而有力地保障了阅卷的公平和成绩的真实，使科举制度更加精密和完善。
三是通过时文的程式化以达到评卷的标准化。在宋代考试的各主要科目中，诗、赋在唐代已有固定的程式，到宋代更严，如律赋需8韵、360字以上成，又规定若韵字平仄相间，则依次用韵，等等。策、论、经义，历来认为最“难考”，因为没有统一掌握的标准。自北宋后期到南宋初，这些文体都实现了程式化。比如论体文有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原题、讲题(大讲)、使证、结尾(论尾)。进策与此相类。经义则有冒子(也包括破题、接题、小讲、入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举子必须按程式作文。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在叙述经义程式之后说：宋人经义“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从此，程式成了定式、定格，所有的科场文字都必须用同一个“模子”，而其中的经义，发展下去就是明清刻板的八股文。科场时文程式化，将科举所用的文学体裁工具化，成为专门用于考试的文体而远离文学，虽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但也解决了“难考”的“老大难”问题：严格的程式使难有客观标准的文章，变得可以“量化”了——程式既是写作时必须严格遵守的格式，也是举子最易失误、考官最易发现并无容置辨的“硬伤”，而计“硬伤”的成绩评定，自然就显得“公平”“公正”了。
总之，以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之所以优于先前的“察举”或“九品中正制”，正在于它以“考试”为惟一的手段，用相对公正的方式厘定高下优劣，进行竞争和选拔。当然，“公平”只是相对的，更遑论“理想”。犹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试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优于“推荐制”，是全社会都能接受的，不要说目前，即便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还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

三、前程美好，科名成为士子为之奋斗的目标
登科举子的出路如何，既标志着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度，也关系到它的吸引力。质言之，科举若要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登科者一定要有美好的前程，否则将被冷落而无人问津，难以为继。正是在这一点上，科举以名利为诱饵，给了登第者最丰厚的回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诸儒注解古文珍宝》前集卷上）成了读书人的信条，像商人逐利一样，为它可以熬尽青灯、皓首黄册而不悔。
不过，有科名便有美好前程，但必有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唐以前未必得第就能“发达”，老大青袍、奔走衣食的进士大有人在。唐代先以明经后以进士科为贵，但及第后只是取得出身，须再经吏部“关试”后方才授官，一般职位也不高。这是由于唐前期士族地主和贵戚集团力量还很强大，政权主要由他们把持的缘故。进士科登第后真正能够“发达”，是在上述势力衰微之后，具体地说，在贞元、元和之际这个时期，大部分高级官员开始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唐国史补》卷下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者十有六七。”
到宋代,科举继承了中唐以后的传统,出路极好。宋也以进士科为贵，而科第出身几乎成了仕途惟一的“准入证”，获取科名后的荣誉也远超唐代，如尹洙所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
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馀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宋会要辑稿•选举》）
元初作家刘埙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也说：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薶于卑近而不获超卓于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刘埙：《水云村藁》卷一一）
他们虽都对科举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但也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而举子拼命追求“科名”，就毫不奇怪了。据统计，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占总数的90%；在176名参知政事中，科举出身者达162人，占总数的92%[1]
144。明代“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0）清代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占45%，御史中进士出身者占91%。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宋代以后，登第举子在官场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当然，欲实现“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用科举“束缚天下英俊”,单举上述仕途亨达者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必须在高级官僚科名至上的同时，也给科第出身的一般士人以真正的实惠。宋代举子在登第后不用再到吏部“关试”就直接授官。从太宗时代开始，“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引者按：从八品）、大理评事（引者按：正九品），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宋会要辑稿•选举》）不仅起点高，而且晋升快。后来随登第人数的增加和冗官现象的严重，各时期授官拟职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明、清又有差异，此时期甚至乡试登第（俗称“举人”）即可入仕，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总之，在科举时代，上至宰辅，下至州县官吏，几乎都是有“出身”之人。他们握有各级官府的实权，同时享受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待遇，所谓“黄金屋”、“颜如玉”云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空头支票”，而是“好梦成真”。
科举既给登第举子带来了美好的前程，同时也得到这部分握有实权的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拥护。由此不难理解历代读书人何以对它趋之若鹜，而科举制度与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的关系，则使科举的社会基础和地位更加牢固，获取了延续千年的无穷力量。
四、举业官学化，科举满足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我国古代的所谓“科举”，其实不是教育，许多学者都指出它接近西方的学位制。科举的任务是“择士”（前述杨绾疏谓“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即选拔治国之才，而教育是“养士”。自然“择士”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科举要生存、发展，必须满足统治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只有如此，它才可能获得长久延续下去的理由。
以进士科而论，唐宋时最被人诟病的是诗赋浮靡，无益治道。杨绾疏就尖锐地指出，自从高宗朝刘思立奏请“进士加杂文（引者按：“杂文”谓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后专用诗赋，见徐松《登科记》卷一），明经填贴，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他的意思是，士子习诗赋而废《六经》，就“择士”的目的而论，是不合格的。入宋后，批评的声音更多，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鲁宗道上言道：“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真宗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可申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0）另一方面，唐五代及宋初科场诗赋题目相当随意，即宋人叶梦得所说的“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诸如节令、景物、器物、故事等，皆可为题。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上言，主张只能在国子监有印本的经、子、史书中出题，诏可。（《宋会要辑稿•选举》）庆历四年(1044)宋祁等详定贡举条制时也规定：“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其策题即通问历代书史及时务，并不得于偏僻小处文字中(出)。”
（《宋会要辑稿•选举》）要之，从仁宗时代起，通过“兼取策论”、限制出题范围等措施,在进士科考试中尊经重史，使之更接近“治道”,以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要求。
但在部分重儒的官僚学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十七日上《选人试经义札子》，反对以诗赋取士，其理由就是诗赋于“治民”无用，他说：“(举子)就使自能作诗，施于治民，亦无所用，不可以此，便为殿最。”（《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王安石熙宁变法实行科制改革，用经义取代诗赋，所持理由相同。《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载:“神宗熙宁二年(1069)，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下面接着说:初，王安石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直史馆苏轼上议，宜仍旧。赵抃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但在神宗的支持下，变法的决心已下,于是熙宁三年（1070）首先在殿试中罢诗赋,熙宁六年在省试中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取士，实现了唐以来反对以诗赋取士的一派人的意愿。南宋上继元祐,走折中道路,即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明清两代用八股制艺取士,实际上就是宋代的经义,只是程式更加板滞，行文完全偶对。
由用诗赋取士到以经义取士,决不简单地只是考试科目的变更,而是一步步地使“举业”(科场时文)向官学靠拢，最终完全官学化,使中举者成为合格的“官”。
南宋后期至明清时代，由于理学的官学化，“举业”也不可能例外。理学创立于北宋中期，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5人从祀孔子，是为理学升至官学的标志。从此理学逐渐占领了学术文化阵地，自然也包括科举阵地。程朱义理成为举子诗文的思想准则，而朱熹《四书》则是考官出题的渊薮，决科射策者非《四书》不读，不许越雷池半步。明代科举“专取四子书（按即《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艺”。“《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明史》卷七0）可见考试科目的官学色彩极重。“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艺”。清康熙二年（1663）曾废制艺，但仅“行止两科而罢”。干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主张改移考试条款，实欲废八股，甚至废科举。章下礼部覆奏，称“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这就道出了“时艺”不可废的原由：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四书》，纯乎官学，蕴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废八股就有废官学的危险。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艺得以不废”。（《清史稿》卷一0八）要之，举业官学化意味着科举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支撑，这无疑成为科举延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④ 科举制度毒害了古代的读书人，可为什么科举制度还能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

首先纠正一个观念，科举制度是隋代开始出现，延续到了近代，一共1000多年不是两千年。科举制度本身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其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现代各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差别不大）至于科举制度毒害了古代的读书人这个主要是明代以后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出现问题，形式大于实质才出现的问题。
相比较选官制度历史上出现的，世袭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无疑是最先进的，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取代它之前，科举制度一直延续也就顺理成章了。

⑤ 科举制能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科举制让古代帝王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搜集有识之士，并且摆脱朝廷被世家操纵的局面的一个方法。在魏晋时期，各大世家非常有权利，朝堂上很多臣子出自各个世家。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原句好像是这样记不清了），世家在魏晋时期权利空前强大，但是到后面那些朝代依然很有影响，所以皇帝需要扶植非世家出身的寒门学子成为大臣，瓜分世家的权利。因为寒门出身的学士对世家没有归属感，所以一般情况下会效忠于皇帝而不会听世家的话。
而且科举制在各个朝代被不断更新完善，以适应当时对读书人的需求和民风，所以一直没有被废除。
直到20世纪袁世凯和张之洞觉得科举制内容实际上没卵用，就奏请废除，开办学堂。我觉得这实际上还是因为之前科举制度不断更新完善，但是到20世纪，当时的社会已经不适合原先的科举制了，但是没有人更改它，所以被废除了。
个人认为，现在的高考其实也是科举制的改编版呢。科举是考上了能当举人能当官，高考是考上了能上大学。可能也有点像现代的公务员考试？
刚刚又搜到了一个似乎更加学术更可靠的说法，比较长，作者发布在了网页上，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324/07/3157924_197163348.shtml

⑥ 科举制能够历代延续下去的根本原因

因为科举制度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说到底，这是招贤纳士、为国家提供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

⑦ 为什么科举制度能在中国维持1300年

科举制度能在中国维持1300年是因为统治阶级需要。

科举制度是为了避免魏晋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九品中正制造成了顽固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左右朝廷，有自己的私兵，甚至时不时造个反，参考南朝。当然，杨坚也是这么上来的。

所以才会使用科举制度，是权力阶层更新换代。使皇帝成为真正的统治者，而不是权贵的代言人，这样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无论如何，能够保证社会阶层之间还能流通，统治阶级有新鲜血液，不会因为后期基因不好而崩溃。

(7)科举制为什么延续这么长时间扩展阅读：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⑧ 为什么科举制度能在中国维持1300多年

首先科举制度可以满足古代知识分子的需求，我们所知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关于科举制度最好的证明。同时科举制度也可以解决古代知识分子的归属感，从很多古言当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比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以及知识分子经常挂在嘴边的光宗耀祖等。

第2种方法就是搞文字狱，这是一种白色恐怖。但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他们今天写个藏头诗暗示一下，明天写一部小说映射一下，搞得统治者自己心里有无苦说不出。

还有一种古代的方法，就是用体制内的文人占据文化的思想阵地，进而hold得住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最后古代的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方法，就是科举制度，这是一个笼络天下知识分子的锦囊妙计。古代知识分子知道这个消息后欢呼鼓舞，心甘情愿的被这个制度所左右。

⑨ 科举制为什么能存在那么长时间。

(*^__^*) 嘻嘻，科举制，中国古代史重要的制度啊~小丫~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1.它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 2.扩大了官吏来源和统治基础(没有门第声望的人也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3.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4.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员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每个朝代的主要是加强专制主意中央集权，这种制度虽在一定时期内使中国不断产生领先于世界的古代文明，但也极易滋生腐败。科举制在众多制度中算是相对公平的，也与儒家思想相符合。大概是这样吧~

⑩ 古代的科举考试，为什么能得以长期延续呢

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通常采用三种方法选拔人才：世袭制，推荐制和科举制。

世袭制，我不想解释这一点，没有人不应该理解它。该系统表明您想要一个好的前途，并且您必须有一个好父亲。

该推荐系统在当时被称为“九平中正系统”。在汉代更流行。当时，根据家庭背景，美德和才华以及孝道，学者分为上中，上中，上中，上中，中下，上中，上中，上中，上中，上中，上中，中高下中，下低，共三个等级和九个产品。如果您品格高尚，并且法院官员（最好是总理等高级官员）建议您成为法院官员，那么您将有机会跳进龙门并成为法院官员，美化门。

因此，很多人认为推荐制度下的选拔人才比科举制度更合理。但是，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科举制度比推荐制度更合理。

据说，封建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端，但由于这个原因，它迄今仍在使用。

首先，推荐系统不如科举考试系统公平。科举制度虽然有一些弊端，但其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个人认为，推荐系统容易腐败，如何有效监督推荐系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其次，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科举制度虽然限制了考生的内容和形式，选拔了许多视力低下，缺乏实际工作能力的人，但科举制度解决了阶级巩固的问题，彻底打破了血缘关系和血统的垄断，并提高了社会中下层阶级的能力。的学者进入社会高层，并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激发了整个社会的进取心和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