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人为什么吸纳儒家
㈠ 西方启蒙思想家在汲取中国儒家文化时的侧重点和原因是什么
侧重点：儒家思想，政治制度，伦理道德
原因：需要从中国哲学中汲取营养，推动思想启蒙运动。
个人理解，满意望采纳哦。
㈡ 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西方却不受欢迎是什么原因
很多思想体系都是由生活里的一些活动慢慢变成的，儒家思想，孔子创立，开始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
原本的儒家已经不能在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因此，当代有学者提出新儒家思想，并寄希望于新儒家思想能够对当代的中国乃至世界起到进步意义。不过，新儒家思想的许多理论、思想体系，目前还处于建设阶段，换而言之，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因此，在当下，新儒家也没能对西方产生太大的影响。
㈢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遇到外来文化的时候，为何总是十分的强势
其实，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能够在外国文化入侵的时候表现的如此的强势，第一个原因就是对于人生价值观的标准，因为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人生价值观，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外国的文化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是和中国的人生价值观是有明显的差异的，甚至可以说是冲突的。在儒家的文化中“平天下”才是最终的目标，个人的修养和家庭的和睦，只能算是打基础，并不能标志一个人的成功。
而西方文化的基本要求就是道德，没有道德的人，基本上已经被否定了等同于犯罪，道德就是基础，道德是唯一评定一个人成功的标准。第三个原因就是儒家文化的覆盖程度和深入的程度。因为儒家的精神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百姓的生活中，历史悠久，已经根深蒂固了，不容动摇。
㈣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时候，西方人为何没有吸收儒家思想
从近代到当代1840--至今，我们的传统文化越来越难以被察觉到，相反我们的衣食住行全面的西化，所以题主才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是由于世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是由西方来引导的。
而题主所讲的儒家文化，最风靡和流行的时候也不过是在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局限了文化的交流。西方太远，东亚，东南亚太近，题主也就能看到这些地方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烙上足够多的中国文化，因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㈤ 传统的东西为什么现代很多人喜欢如孔子儒学等。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锋中，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一直处于被压制、被侵略的地位。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不论传统士大夫还是新思想者都意识到传统文化在东方社会中根深蒂固。
现当代以来，随着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崛起、独立和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下，根植于东方民族中的东方文化逐渐被这些国家所重视。
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儒学中的糟粕咱们要丢弃，但是儒学中精华还是值得引导、宣传的。
当然，在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不可能是百十年的社会变革能够完全抹去儒学的烙印的。经济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化的诉求是必然出现的。
㈥ 为什么西方学术界把中国儒学称为“儒教”
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不存在儒教，“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儒”这个字，原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它的字义是“优”及“和”的意思，说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足以说服别人。所以它只能称为“儒家”。
有的认为存在儒教，孔子教主，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利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定儒教于一尊。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儒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信奉“天地君亲师”，“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师”相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之言的神职人员。《四书》、《五经》是儒教的经典，祭天、祭孔、祭祖是规定的宗教仪式。童蒙人塾(学)读书，开始接受儒教的教育时，要对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从中央到地方各州府县建立孔庙（又称文庙、夫子庙、学宫等）。作为教徒(儒生)定期聚会朝拜的场所。虽然在认识上各有不同，但是无论称为“儒教”或是“儒家”，其创始人均是一个孔子。
儒教(家)学说，很符合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到汉武帝时，就向全国宣布，抛弃百家的学说，表彰儒家的思想，要大家阅读“六经”。使用儒家思想来治国，把儒家思想提到唯一独尊的地位，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实行“科举制度”，都以儒家作为考试做官的唯一课题，这就迫使人们非学习儒学不可，因此，儒学得以长期发扬光大。儒学统治中国达千年之久，它起了稳定封建秩序、延长封建社会寿命的重要作用。
㈦ 为什么在国人看来儒家思想只是思想体系，而国外的汉学界却认为是宗教
儒家算不算宗教这件事外国人吵的比中国人早也比中国人厉害，这事蛮有意思的，外国人看儒家算不算宗教算不算信仰经历了四个阶段。
儒释道可以融合成功和儒释道的基本价值观很有关系，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说：“善男子，有一种法，菩萨摩诃萨常当守护。何等一法？所谓己所不欲，勿劝他人。如是一法，菩萨摩诃萨常应守护。”庄子《南华经》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美女人人看了喜欢，但是动物不喜欢，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喜欢的也不能强行施加于人，此是儒释道共有的一点，所以儒释道虽然在历史经常互相攻击，但绝对不会搞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出现宗教战争
㈧ 为什么儒家一直被人们崇尚
儒家思想中有非常强烈的华夏尊严感，在儒家看来，只有华夏和华夏化以后的外族才有资格被称为“人”，除此之外不过是一些人形禽兽而已。而这种思想也并不是从儒家开始的，从伏羲开始了华夏的人文历史，到黄帝时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并与其他族群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后，华夏意识开始形成，从“华夏”就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对自我的定位，那就是我们是文明的中心，是最伟大的文明和民族。这种思想构成了华夏认同的重要基础，儒家做为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形成了“华夷之辨”。所以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儒家思想都有一种非常强烈文明和民族优越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能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主流思想和创造并将其接纳为主流思想的华夏民族及其后发展而成的汉族能历经了五、六千年而存在至今，并始终保持了认同感的根源。
㈨ 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为什么在西方不受欢迎
西方当时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他们当时提出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事物，并且在我们中国当时已经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洋务运动，而当时新文化运动矛头针对的其实就是儒家所维护的封建思想，甚至我们当时可以看出当时许许多多的孔子庙都被砸了，其实儒家思想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封建主义对农民的迫害，还有农民与地主之间日渐尖锐的矛盾才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失败，而不是儒家思想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失败，并且孔子的经典名着论语现在也仍然是一本名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于我国的发展还是很重要的。
㈩ 西方为何要学孔子的思想
这全系于人对善念是否还肯执着，而对善念一般人是不会有一股狂热的。更重要的，似乎是今日人是否对儒家思想还存有信心。这对现代的中国人特别重要。这个问题是直接指向现代的中国人，而挥之不去，也无从拒绝的。因为现代甚至有些中国人，曾经留学外国，思想已趋成熟，他们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与观点，都显得心悦诚服。由此我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其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任孔子去世后数百年间政治混乱思想分歧的时期，儒家思想战胜了道家、墨家、法家，自然派思想，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学派，在两千五百年内中国人始终奉之为天经地义。虽然有时际遇稍衰，但终必衰而复振，而且声势益隆。与儒家思想抗衡者，除道家在纪元后第三至第六世纪盛行之外，其强敌莫过于佛教，佛教多受宋儒所宗仰。佛教虽无玄妙精微，在儒家人道精神及知识论的阐述上，也只能予以修正，然后即将重点移至儒家经典所已有之某些观念上，而予以更充分之重视，但也并不能将儒家思想根本推翻。这也许是纯由于孔子个人多年来的声望地位使然，但是儒家心中非凡的自负，对本门学说精当之信而不移，因而鄙弃佛教理论而侧目视之，或者给予宽容，当时的情形可能正是如此。儒家也以平实的看法否定了庄子的神秘思想，也以此等平实的思想鄙弃了佛教的神秘思想。今天，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但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这种西方文明全是工业时代所引起的。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西方人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会受益不浅的。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语，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孔夫子的威望与影响如此之大，对此疑难问题之解答，必须另自他处寻求才是。若没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纵有格言警语，也会久而陈腐令人生厌的。《论语》这部书，是孔学上的圣经，是一套道德的教训，使西方人对孔子之有所知，主要就是靠这部书。
简而言之，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抵。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之特点是在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伦理性之方法，与法家以讲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也是断然肯定的，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飘渺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神祇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从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当然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皇帝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甚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渴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帝国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别利害，辨得失。说来也怪，当时学者智士之间，国界之分渐渐泯灭，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或蔑弃礼教如老庄；或主张人人当亲手工作以谋生，如萌芽期之共产主义如许行及其门人，墨子则倡单一神祇，崇爱上帝，教人重人道，勿自私，甚至窒欲苦行，竟趋乎极端而排斥音乐，此外尚有诡辫家、苦行家、快乐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不少人，如今日之欧洲人一样，开始对文化表示怀疑，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丛林中或到爪哇以东之巴利岛一样。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
换言之，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因此管理社会的政府已然没有必要。这个意思在这几句话里，也暗示出来，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但是如何才可以达到此等无讼的地步呢？他在后文里另有说明。但是切莫误解的是，孔子为政最后的目的，与刑罚礼乐的目的是相同的。在《礼记·乐记》中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孔子从不满足于由严刑峻法所获致的政治上的秩序，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政治上孔子认为有两种等级，他曾说，齐国再往前进步，就达到鲁国的文化程度，也就是达到了第一阶段的治世；鲁国若再往前进一步，就达到了真正文明地步，也就是达到了第二阶段的治世。
(二)礼——理性化的社会
儒家思想，在中国也称之为“孔教”、“儒教”，或是“礼教”。西洋的读者会立刻觉得礼字的含义比纯粹的礼仪要复杂得多，或者觉得孔子的思想是一套假道理。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严正从事，因为“礼乐”一词在孔门着作里屡见不鲜，似乎包括孔子对社会的整套制度，正如“仁”字似乎包括了孔子对个人行为的教训精髓一样。“礼乐”一词的精义及其重要性，在本书后面将有详尽的讨论。现在只需要指出孔子自己对“政”与“礼”的定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而礼则是“事之治也”(见《礼记》第二十八)。中国这个“礼”字是无法用英文中的一个字表示。在狭义上看，这个字的意思是“典礼”，也是“礼节”，但从广义上看，其含义只是“礼貌”；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万事万物各得其宜，所指尤其是合理中节的封建社会。如前所述，当时的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当中。
孔子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乃致力于恢复一种社会秩序，此种社会必须人人相爱，尊敬当权者，在社会上公众的拜祭喜庆，必须表现在礼乐上。当然，这种拜祭的典礼一定是原始的宗教典礼，不过我们所谓的“礼教”，其特点为半宗教性质。因为皇帝祭天，这是宗教性质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则是教导百姓在家庭生活上，要仁爱守法敬长辈。在祭天，祭当权者的祖先、祭地、祭河川、祭山岳，这等宗教性的祭祀则各有不同。在《论语》与《礼记》上有若干次记载，记孔子并不知道这些祭挽与皇室祖先的意义，如果知道，则治天下便易如反掌了。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是包括宗教的法规，也包括生活的规范，而且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孔子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是生活在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德所说的“宗教的”时代。
礼教的整个系统是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将孔子的这门真实学问发扬得最好的莫若荀子。荀子与孟子同时，在学术上为孟子的敌人，其哲学思想在《礼记》一书有充分之阐述，足以反映荀子之见解。
(三)仁
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设非如此，则整个儿一套儒家的伦理学说就完全破产，亦毫无实行的价值了。儒家整套的礼乐哲学只是“正心”而已，而神的国度正是在人心之中。所以个人若打算“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这就是孔子伦理哲学之精义。其结果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于仁，孔子有极精极高的涵义，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及三个历史人物之外，他是绝不肯以仁这个字轻予许可的。有时有人问他某人可否算得上“仁”，十之*他不肯以此字称呼当世的人。在本书《中庸》一章里，孔子指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他有一次说，孝悌即为仁之本。
所以仁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发展了“礼”字的观念，而置其重心在“约束”上。在普通英文的用语里，我们说我们的相识之中谁是一个real man或real person，此词的含义则极为接近“仁”字。一方面，我们现在渐渐了解何以孔子不肯把“仁”这个徽章给予他当代那些好人而称之为仁者，而我们今天则愿意把real man，real person一词最高的含义给予我们的同代人。(林肯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另一方面，依我们看来，一个人做人接近到“仁人”的地步并不那么困难，而且只要人自己心放得正，看不起那些伪善言行；只要想做个“真人”，做个“仁人”，他都可以办得到。孔子都说人若打算做个“仁人”，只要先做好儿女、好子弟、好国民，就可以了。我们的说法不是和孔孟的说法完全相符吗？我以为，我把中国的“仁”字译成英文的true manhood是十分精确而适宜的。有时只要译成kind-ness就可以，正如“礼”字在有些地方可以译做ritual(典礼)，ceremony(仪式)，manners(礼貌)。
(四)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儒家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伦理方法已然讲解清楚。最简而明的说法是：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孙仁爱的弟兄所构成的国家，一定是个井井有条、安宁治安的社会。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这种说法颇类似现代教育家所说，现在天下大乱在于教育失败一样。把世界秩序作为最终目的，把个人修身作为摹本的开始，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本书《伦理与政治》一章中有详明的叙述。中国人对格言谚语的重视，由此看来，自然不难明白，因为那些格言谚语并非彼此独立毫无关联，而是一套内容丰富面面俱到的哲学。
从现代心理学上看，这条道理可以分而为二，就是习惯说与模仿说。对孝道的重视(我不妨译做“当好儿女”)是以习惯说为其基础的。孔子、孟子都分明说，在家养成了敬爱的习惯，将来对别人的父母与兄长也一定会恭敬，对国家的元首也会敬爱。家家习于仁爱，则全国必习于仁爱；家家习于礼让；则全国必习于礼让；使弟子敬爱父母兄长及尊敬长辈，必在成长后为良善国民莫定正确的心态与道德的基础。
(五)士
模仿学说，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产生了知识阶级与“贤人政治”。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否则便失去其为上层阶级的资格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含义，是尽人皆知的。孔子所说的君子，绝不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超人”。君子只是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从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几分鄙视之心。孔子的道德教训全表现在绅士身上。中文里的君子一词，在孔子时已然流行，只是孔子另赋以新义而已。在有些地方，其过去的含义与“君王”相同，决不可译成英文中之gentleman；在其他地方，其含义显然是指有教养的绅士。由于有士大夫这种上层阶级，君子一词的两种含义便互相混合了，其所形成的意思，颇类似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帝王”。关于以身作则，或者说是身教，其力量如何，这种学说在《论语·述而》篇有充分的讨论。对于道德行为之影响力量，孔子是过于自信。有一次，一个贪官季康子告诉孔子，他国内盗匪横行，窃贼猖獗，他深以为忧，孔子很直率地告诉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你本人若不贪，你赏窃贼让他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的。)
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以及再往后的中国历史上，孔子本人的声望之高及其遗教地位之隆，要归之三个因素。第一，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特具吸引力；第二，中国古典学术与历史知识为孔门学人所专有，而当时其他学派对中国古典及历史则不屑一顾，同时，中国此等古代学问本身即极为宝贵；第三，孔子本人的人品声望使人倾慕。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伟大师表人物，他们影响之大多半由于其人品可爱，反倒不是由于他们的学问渊深。我们想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意大利圣人圣芳济，他们本人并没有写过什么重要的着作，但是给当代留下那么深厚的印象，其影响乃不可磨灭，竟至历久而弥新。孔子的可爱之处正像苏格拉底可爱之处一样。苏格拉底之深获柏拉图的敬爱，就足以证明是由于他的人品与思想使然。诚然，孔子删《诗经》，着《春秋》，但是孔子谆谆教人的传统，只是由弟子及日后的信徒记录下来的。
在儒家着述中，对孔子的人品有许多不同的描写。我们在讨论中庸时，曾先提到一些。孔子的弟子颜回曾赞美孔子，把他高捧到云天之上，将他比做神秘不可知之物，颜回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下面有几段文字，可算做描写孔子最好的文字。一段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自己的描述尤其好。一次，一位国君向孔子的一个弟子问孔子是何等人，弟子并未回答。他回来之后将此事告诉孔子。在《论语》中有这样文字：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这段夫子自道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生活的快乐、热情及其力行的精神。孔子有好几次说他自己不是圣人，只是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下面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孔子的奋勉力行。这表示孔子是有其道德的理想，自己知道自身负有的使命，因此深具自信。
孔子的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说话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作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比如说，我就好喜欢下面这一段：一天，孔子和两三个知己的门人闲谈时，他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话不好意思告诉你们两三个人吗？说实在话，我真是没有什么瞒你们的。我孔丘生性就是这种人。”原文是：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又有一次，孔子对弟子的行为开了一次玩笑，听了孔子的话，弟子大惑不解。孔子告诉弟子说：“前言戏之耳。”言外之意是孔子并不反对那件事，而是赞成。这因为孔子的确是个乐天派的老先生。不管谁想向他求教，他都以高雅的态度表示欢迎。由下面一件事就可见出，这件事也正像基督教新约耶稣传上的记载。耶稣一次向门徒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那件事是这样：一个村子的居民因不老实而讨人厌，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去见孔子，孔子的弟子知道孔子居然接见了他们，对此事颇不以为然。孔子说：“干什么对他们那么凶？我认为，重要的是他们肯来向我请教，而不是他们走后的行为如何。人家既然诚心诚意的来见我，我就很重视他们那份诚意，当然我不能担保他们以后的行为如何呀。”
这段原文如此：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但是孔子可不是永远温和高雅，因为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他能歌唱，也能十分谦恭有礼，但是他也能像普通一个真人那样恨人，那样鄙视人，正和耶稣之恨那些犹太法学家法理赛人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伟人不是嫉恶如仇的。孔子有时也能十分粗野，《论语》就记载他老人家有四五次当着人面说出很刻薄的话。他那种粗野，今日的儒家都不敢表现，都办不到了。孔子恨之入骨的就是那些善恶不分的好好先生，那些伪善的“乡愿”，他说那是“德之贼”。有一次，一个乡愿式的人物叫孺悲的，要见孔子。《论语》上这样记载：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这明明是要孺悲听见孔子在家。这段文字使所有的孔学家茫然不解。因为他们以为孔子是圣人，不是肉体凡胎的人，一向是彬彬如也恭而有礼的。这种正统的见解自然全然剥夺了孔子的人性。《论语》里另一段文字也使儒家学者感到困惑，在《孟子》一书中也有记载。那故事是这样：一个贪官名叫阳货，送给孔子一只猪蹄膀。因为阳货与孔子二人毫无好感，阳货单找孔子不在家时，把一只猪蹄膀送到孔家，用以表示对孔子的敬意。孔子也特别用心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往道谢。《论语》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孔子这个人，能歌唱，能演奏乐器，如琴瑟等，并且把《诗经》重编，再配上音乐，他当然是个艺术家。我曾指出来，孔子是个爱好礼乐的人。由下面一事，亦可以证明孔子是具有基督教圣公会那样宗教家的气质，雅爱礼仪音乐；但和耶稣对于律法，先知及宗教中的仪礼之不甚措意，不那么喜爱，则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在安息日，耶稣曾命人到一个地洞里去救出一头牛。对这样事，孔子也许赞成，也许不赞成。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提议把祭祀典礼上的羊省去，孔子说：“赐啊，你爱那只羊，我爱的是那典礼啊。”《论语》上那段原文是这样：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踢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由于孔子有深厚的艺术气质，他才说人的教育应当以学诗开其端，继之以敦品励行，最后“成于乐”。又据记载，孔子如果听人唱歌而自己也喜欢时，他总是请人再唱一次，而且自己也在重叠唱词之处参加歌唱。由于孔子具有此等艺术气质，他对饮食衣着也很挑剔。我曾在别处指出来，他对饮食如此挑剔，可能就是他妻子弃他而去的原因。比如说，菜的季节不对，那种菜孔子不吃；烹调的方法不对，孔子不吃；用的作料不对，孔子也不吃。而且席位不正他还不肯坐。穿的衣裳怎样配颜色，他也很有眼光。现代的女裁缝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孔子要用黑羔羊皮袍子配黑面子，白羊皮袍子配白面子，而狐皮则配黄面子。孔子在衣裳上，也小有发明之才。他盖的被子超过他本人的身长一半，这样好免得脚冷。为了做事方便，他要右袖子比左袖子短，他难得想到这样妙主意，但是这个妙主意可能惹他夫人生气，而气跑了。孔子的贵族气质甚至使孔子趋向于休妻。孔子本人，及其后的两代，他儿子及孙子不是休妻，便是与妻子分居。在孔门儒家传统上，孔子本人，他的大弟子曾子，曾子的门人子思，这三代半期间都不断有休妻的记载。据记载，儒学传到第四代大师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也几乎把妻子休掉。这几位儒学大师虽非特别富有，但都是贵族，当无疑问。
孔子的最重要的若干特点之一，足以真正说明他的声望如此之隆，就是孔子的学问渊博，而毕生好学的缘故。孔子本人也屡次说过这种话。孔子自己承认并非那种“生而知之者”，他只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而已。他承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认为可忧愁的若干事之中有一件，那就是荒废学业。他说的话里我发现有一句，其中所显示出的遗憾，正和现代考古学家所感到的遗憾完全相同。他想重建古代的宗教礼仪，于是到杞国去求访夏代的古俗遗物，到宋国以求访商代宗教习俗礼仪，但是并无所获。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能征之矣。”换句话说，孔子根本上是个历史学家，他力图从当时尚存的风俗古物以及文献之中，去研究并保存已然淹没的古代礼仪制度。他竭尽精力之所得，就是他整理编着的《五经》。严格说，正如清朝学人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所以《五经》就是史书，自与《四书》不同。我想孔子之如此受人仰望，并不见得怎么由于他是当年最伟大的智者，而倒是由于他是当年最渊博的学人，他能将古代的经典学问授予徒众。当年有很丰厚的古代政治制度的学问，也有更为丰富的有关古代宗教典礼的知识，那些古代神权政治有些部分已然没落，有的已日趋衰微，尤其商朝那套古礼，这些情形，由孔子手订的《五经》里即可看出。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其中七十二人精通《诗经》、《书经》、《礼记》、音乐。孔子坚信历史的价值，因为他相信人类文化必然会继续。在《论中庸》内，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在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上，有三个必要条件：个人的道德，政治地位，历史的传统，缺一而为政，不足以成功，不足以立信。政治制度不论如何好，单此一个条件，也无成功之望。孔门的学术研究，结果发展成为历史丰厚的遗产，而当时其他学派，在此方面，则全付阙如。因此我个人相信，儒家之能战胜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一半是由于儒家本身的哲学价值，一半也由于儒家的学术地位。儒家为师者确是可以拿出东西来教学生，而学生也确实可以学而有所收获。那套真实的学问就是历史，而其他学派只能夸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兼爱”也罢，“为己”也罢，没有具体的内容。
关于孔子和悦可亲的风趣，必须在此一提。因为这可以说明我在前面所说孔子所过的生活是充实而快活的日子，这和宋朝理学家那种窒息生机大杀风景的教条是大异其趣的，并且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单纯和伟大。
但是我们觉得孔子独具的风趣，也就是最好的风趣，那种风趣就是孔子在挖苦自己时自然流露出来的。孔子有好多时候可以嘲笑自己表面的缺点，或是承认别人对他的批评正中要害。他的风趣有时只是他们师生之间偶尔轻微的玩笑而已，并无深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