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人为什么重视刻画眼睛
Ⅰ 三星堆的发现和发展
偶然发现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分布在马牧河西岸东、南、西三面的台地上。关于三星堆其名，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后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于是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亘古而来，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维汉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1-2]
深入发掘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1-2] 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
发掘三星堆遗址
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详细见http://ke..com/link?url=_uK_u2wRI76wrXKcIHpP3z7I1hEYvNaF_h1_#2
Ⅱ 关于三星堆的猜想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只；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 “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地震损毁状况
据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耀辉介绍，三星堆博物馆建设时是按防8级地震设计，而且，由于隐患处理及时，12日下午的地震只是震碎了两件陶器标本，真正的文物并没有一件受损。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消息
Ⅲ 古蜀人为什么会制造面容威严、表情夸张的黄金面具
2001年2月8日，成都市金沙村爆出了一条猛料：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约5平方公里范围内，埋藏着一座存在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古蜀王国的都邑。
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后，考古学家纷纷将目光移到了这里，它是四川继三星堆遗址以来，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因此金沙遗址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金沙遗址包含古蜀人的生活、祭祀、墓葬区域，它反映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部落在成都地区的生活状态，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
这座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颇多：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陶器等。
其中，最吸引我的，要数古蜀人打造的——黄金大面具。
了解了这两点，咱们再来看古蜀国的黄金大面具，也便不难理解古人为何会刻意制造出夸张的表情了。
Ⅳ 三星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一展馆建筑为半弧斜坡型生态式建筑，系张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人文精神。
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将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开馆，调整后的博物馆的展场，从目前的约4000平方米左右扩展到近7000平方米, 就现在全馆的总体布局而言，两个展馆在展品类型的设置上，将形成第一展馆以玉石器、金器、陶器、神树为主的综合展示，而第二展馆为青铜器专馆的总体布展特点。 博物馆的馆区也将从现在的150亩扩大到400多亩，庞大的园区即馆园结合的特色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相应的配套设施则可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
新展馆简要介绍
新展馆共分一厅（序展）六个单元
序展以三星堆典型文物——神坛底部一对造型奇特的神兽为原型制作主体雕塑，辅之以三星堆遗址全景电子挂屏和大型壁画“长江文明之源”，提纲挈领、开宗明义，揭示三星堆文明的深邃与厚重，表征其作为长江上游文明杰出代表的典型意义。
第一单元勾勒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迄商末周初的古蜀历史大轮廓。全方位展示三星堆古蜀王都的宏大规模，揭示三星堆遗址作为西南地区文明社会初期繁荣昌盛的古城、古国的性质，彰明其在中国早期城市文明的重要地位。
第二单元介绍古蜀国的农业与商业概貌，反映当时商贸之盛况。
第三单元反映古蜀国制陶工艺方面取得的成就，展示独具特色的各类器型及成熟高超的制陶工艺。
第四单元展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玉石器，凸显其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反映三星堆玉石器从原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的工艺流程，揭示玉器在古蜀宗教礼仪上的内涵和功用及其所富涵的精神价值。
第五单元展示三星堆的部分青铜礼器，以反映三星堆古蜀国的冶金工艺。三星堆青铜器工艺繁复，造型精美，达到了当时范铸工艺的最高水平。三星堆金器以锤拓、模压、粘贴为主要技法，同样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第六单元旨在揭示神树在古蜀原始宗教文化中“宇宙树”的象征意义，以反映古蜀人天人合一、人神互通的原始宗教观念，以及日神崇拜及三界、天下之中的时空观。新馆陈列以三星堆文物中最具神韵的重器神树高唱一曲压轴戏。
通天神树全是用青铜铸造，高达384厘米，最上端的部分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4米以上。神树分上、中、下三层，每层有三枝，共九枝，每枝朝不同方向弯成弓形，上面挂满了“果实”；神树上还有一条龙，从树顶上蜿蜒而下，栩栩如生。
这棵神树结构复杂的造型、精美独特的工艺，可谓举世无双。
在中国，有许多关于神树的记载，《三国演义》里就记载着一棵着名的神树，它生长在洛阳跃龙祠旁，高十余丈，亭亭如华盖，直冲云霄。有一次，曹操为修建一座宫殿，命人砍伐此树做栋梁，结果下人回报说此树锯不开，也砍不断，曹操大怒，决定亲自去砍，周边百姓上前说此树是神树，不能砍，曹操不听劝谏，执意拔剑砍之，结果“吭当”一声巨响，血溅了曹操一身。曹操惊愕不已，掷剑上马，回到宫内，还大病了一场。
这个故事中自然有戏说的成分，但是神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关于神树的崇拜不但由来已久，而且世代相传。在中国的福建、台湾等许多地方，都将千年以上的树木称为神木，在台湾还有着名的神木园，共有神木22棵，园内的工作人员还根据每棵树的特点为它们取了非常有趣的名字。这棵神木已有2200多岁了，它长了五个分枝，分别代表着长寿、富贵、健康、善良和快乐，所以被起名为“五福临门”；。 在古代，参天大树的形象极富象征意义，人们用这种造型作为图腾，有的刻画于器皿之上，有的则直接做成青铜器。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树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不但气势恢弘，果实累累，而且每个树枝上都栖息着一只鸟，仔细数数一共九只，那么，通天神树上为什么会栖息着九只鸟呢？这还和中国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有关……
青铜大立人，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连同底座高达2.62米，重约180公斤，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青铜器。其最神秘的地方是其左右手中心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它到底手上拿的是什么呢？谁也无法知道了。
Ⅳ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物和遗址展现了四川古代怎样的社会风貌
遗址概况：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三星堆文物说明图片(20张)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躺在富饶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成都平原。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在目前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无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源流之一。
价值：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重新认识巴蜀文化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 金面铜人头像
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有观点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古羌人彝人文化。
丰富的青铜文化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三星堆历史遗迹介绍图片(20张)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民族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随着现代商业的发达，三星堆博物馆附近的仿真工艺美术品应有尽有。
Ⅵ 突目铜面具的纵目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 “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Ⅶ 三星堆出土了什么文物
三星堆出土了金、 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7)古蜀人为什么重视刻画眼睛扩展阅读：
三星堆的世界之最
1、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
2、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
3、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
4、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
5、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达50多件。
参考资料：网络-三星堆遗址
Ⅷ 有关三星堆文化的文字资料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基本概况三星堆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未解之谜三星堆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从本月起，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预计明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着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着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未解之谜五：何时能揭密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发掘工作，考古学家们笑着说：“17日，17日就都知道了。”
Ⅸ 三星堆文化中的眼睛
三星堆遗址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七十年了。�
在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专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种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现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区的方国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质，其规模超过周围相邻的城址；2．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3．有分布范围达3至4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墙遗址；4．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与治理；5．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这些重要内容构成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函。�
三星堆遗址在过去的调查发掘中，因工作地点的不同，曾被分别称为“真武宫遗址”、“横梁子遗址”、“月亮湾遗址”、“中心场遗址”等等。因同属一个遗址群落，故在1980年以后，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乡高涧村一线临河的高台地上，在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带的高台地上也有较为集中、丰富的文化堆积。遗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金鱼乡石佛寺遗址、兴隆乡烟堆子遗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遗址等。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的一般遗址的发现，正显示了三星堆遗址在周围古遗址群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
一、考古发掘
三星堆遗址发现后，于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1980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十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4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比较重要的有1980?986年三星堆Ⅰ、Ⅱ、Ⅲ区的发掘；1986年三星堆Ⅱ区两个祭祀坑的发掘；1988?989年东城墙的发掘；1991?992年西城墙的发掘；1995年南城墙的发掘：1997年11月?998年5月仁胜村土坑墓的发掘等。�
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四川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汉源狮子山等处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其中有新津龙马宝墩遗址、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遗址、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古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在这些遗址内都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址规模较大，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出现高度发达的夏商时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为代表的晚期遗存，除在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峡地区的商周遗存中也见较为强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陕南汉中地区、鄂西地区，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
(一)三星堆早期遗存
三星堆遗址早期遗存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橙黄陶。器形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制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礼仪用器。陶器制法多手制，但轮制亦占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较厚，似假圈足。纹饰有细如粗线的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格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2．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璧、玉环、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礼仪用器。仁胜砖厂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锥形器、玉矛、猫眼石球等。�
3．房屋建筑。在地面挖沟槽，筑木骨泥墙，两壁抹草拌泥，并经火烧烤。�
4．宗教意识。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22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有的坑内埋有经肢解的动物牺牲，坑壁及坑底经反复夯砸或拍打，坑内的人的躯体和动物牺牲似也经过夯砸或拍打，这是一种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5．城的出现：在成都平原与三星堆早期遗存同时期的其它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古城遗址群中的城邑没有一个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这样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遗存发展成了蜀国的中心都邑，最后创造出璀灿夺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铜文明。�
(二)三星堆晚期遗存
1．陶器。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线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格纹、镂孔、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二期(郑州白家庄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2．玉石器。此时玉石礼器大量出现，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将这些出土的玉石器纳入遗址的分期范畴。1984年在真武仓包包处还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987年又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递减的顺序重叠放置于祭祀坑中。该坑的时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说明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较为完备的礼仪祭祀制度。�
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经整理研究后可知，一号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岗时期，个别的还可以早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一号坑其余的玉石器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于殷墟二期。�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3?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3．青铜器和黄金器。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三期晚段。�
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4?1世纪)蜀国青铜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二号祭祀坑分别属于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的存在，说明这时期三星堆遗址处于繁荣鼎盛时期。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面高骈乡发现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铜牌饰两件。铜牌是二里头文化中特有的铜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见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生产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着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4．房屋建筑。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经夯实。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15?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8�7米，开间23米，面积约200平方米。圆形房子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之间无壁墙，估计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屋内有火塘。�
5．宗教祭祀。1986年7月和8月，在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发现两个商代祭祀坑。随后，学术界对两个祭祀坑的性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有人认为是器物坑，有人认为是窖藏，更有人认为是陪葬坑。经过对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学术界一段时期的讨论，现已比较倾向于“祭祀坑”说。从两个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质和功能分析，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都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属于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器，而是仅适合于大型宗庙内使用的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内的器物年代差距较大。从器物的种类、用途和年代距离以及同一器类之间彼此连续发展，无文化面貌上的差异等情况来看，反映出是同一国家的先后时代不同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品。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被毁后，再掘坑将宗庙重器埋入坑中。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同一国家内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转移即改朝换代所造成。在宗庙被毁后，举行祭祀的礼仪，将宗庙器物焚后埋入坑中。�
除1986年夏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外，1986年春天在一、二号祭祀坑西侧还发现两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出土铜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经火烧过。这些情况说明有关三星堆晚期遗存的祭祀遗迹在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6．城墙建筑。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以调查和试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北偏东12度；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北偏东25度；南城墙在中段向南拐折，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又再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已经出现使用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另外，内、外侧城墙为多数呈倾斜状的斜行夯层。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这一方面说明了城墙的建筑离版筑技术的出现时代不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城墙的体量较大，全部使用版筑技术来夯筑城墙满足不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宽约20?0米的濠沟，濠沟的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见，对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
在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即相当于龙山时期)。在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的试掘中，都发现了城墙夯土叠压在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层叠压的地层关系。另外，在濠沟内沉积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层，这说明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建筑时代在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夏商文明中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2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4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世纪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陈德安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工作站站长�
(责任编辑 林 向)
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
赵殿增
三星堆考古的主要收获之一，就是证明了川西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方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1)，不少研究者已正式称之为“三星堆文明”。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要全面了解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和价值，就需要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必要的研究。本文拟从部分出土文物反映的三星堆时期特殊崇拜习俗入手，对其原始宗教构成的特征作一概要的分析。�
一、三星堆文明几种特殊的崇拜习俗
三星堆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表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为我们探索当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具体线索，在城址、遗址、作坊、墓葬等遗迹和造型奇特的众多器物之中，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因素，如土埂城墙的建设、高柄中空的灯形豆、鸟头形的器把、数量众多的各式石璧，大都包含有原始信仰方面的内涵。其中最突出最能集中反映三星堆精神文化的，则是祭祀坑中出土的成批成组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三星堆遗址中心及附近地区，曾多次发现埋葬神器礼器的长方形土坑，目前学者多认为是祭祀坑(2)，它们是反映三星堆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的重要实物例证。虽然在埋藏原因方面尚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坑中出土的文物主要是用来祭神的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
出土的器物包括人像、神象、灵兽、神树、礼器、祭器等几大类。均与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器物形态极为奇特怪异，从中可以窥视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信仰崇拜方面的一些特有色彩。�
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位显着、造型奇异，说明当时人们有一种崇拜眼睛的特殊习俗。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突目人面具，例如大面具(K2②∶148)，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直径13�5厘米。另一对突出目面具(K2②∶142；144)，双目突出似一圆柱，长9厘米，直径10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敬重。“眼睛”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重要图案的中心部分，如大立人像(K2②∶149；150)头顶花冠的两侧、身披法衣的双肩中心，就有一对巨大的“眼睛”纹。这些实例证明，崇拜眼睛是三星堆古人信仰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崇拜的社会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之神“蚕丛氏”的崇拜(3)。史籍中记载下来的传说中蜀人的始祖名叫“蚕丛”，其唯一的形体特征就是“纵目”。如东晋时常璩所着的《华阳国志》一书中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三星堆大量出现突目巨眼的图像，正是蜀祖蚕丛神像的具体体现。以面具眼饰来表现祖先崇拜观念，构成了三星堆原始宗教体系的特有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物中还特别强化了对人“手”的夸大和神化，表明对“手”的崇拜是当时又一项独特的信仰习俗。这种现象首先反映在青铜人像群上，如大型立人像(K2②∶149；150)，就有一双超过比例一倍以上的大手，平举在正前方视角焦点的显着位置，作执物奉献祭祀状(也有的认为是作“掐指一算”之类的手势)。较小的一尊兽首冠人像(K2③∶264)，与大人像双手姿态大体相同，只是两个小指翘起，更象是在作“手势”。神?/ca>
Ⅹ 三星堆文物再掀古蜀文明神秘面纱，神秘的古蜀人到底长啥样
三星堆我国一处非常着名的古蜀文化遗迹，距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最神秘的一部分，在其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为我国考古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弥补了历史上的空缺。在1930年左右开启了对三星堆的挖掘，当时就出现了很多古物震惊了考古界在1980年左右又开始了长时间的考古挖掘，出现了很多的神秘物品让世界都为其惊叹。2020年3月20日，在三星堆又出现了重大的发现，又发现了6个祭祀坑并且出土了500多件的重要文物，又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从三星堆遗址挖出来的文物形状都十分的奇特，其中很多的青铜面具都特别的有特点，和人的五官极其的不相似，所以很多人看到之后就发出了联想神秘的古蜀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面具会如此，其实我对此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