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老康一再堅持要小米賣花來幫襯自己

『壹』 誰能說一下《儒林外史》在文化上的意義

《儒林外史》是有著思想家氣質的文化小說,有著高雅品位的藝術精品.它與通俗小說有不同的文體特徵,因而其敘事方法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中國乃至世界近代長篇小說傳統的結構方式是由少數主要人物和基本情節為軸心而構成一個首尾連貫的故事格局.《儒林外史》是對百年知識分子厄運進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說,很難設想它還有可能以一個家庭、或幾個主要人物構成首尾連貫的故事,完成作者的審美命題.如果那樣,就有可能把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的種種行為集中在幾個人身上,造成某種箭垛式的笑料集錦.《儒林外史》把幾代知識分子放在長達百年的歷史背景中去描寫,以心理的流動串聯生活經驗,創造了一種「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雲長篇,頗同短制」（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的獨特形式.它沖破了傳統通俗小說靠緊張的情節互相勾連、前後推進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繪生活,寫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態,寫出隨處可見的日常生活.作者根據親身經歷和生活經驗,對百年知識分子的厄運進行思考,以此為線索把「片斷的敘述」貫穿在一起,構成了《儒林外史》的整體結構.第一回通過「楔子」以「敷陳大義」,「隱括全文」,然後又以最後一回「幽榜」回映「楔子」,首尾呼應,渾然一體.除「楔子」和結尾外,全書主體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寫科舉制度下的文人圖譜,以二進（周進、范進）、二王（王德、王仁）、二嚴（嚴貢生、嚴監生）等人為代表,以鶯ㄕ湖、西子湖、莫愁湖聚會為中心,暴露科舉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權貴、附庸風雅,同時,展現了社會的腐敗和墮落.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作者著重寫三個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凱青楓城,送別三山門.圍繞這三個中心,塑造了杜少卿、遲衡山、庄紹光、虞育德、蕭雲仙等真儒名賢的形象.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寫真儒名賢理想的破滅,社會風氣更加惡劣,一代不如一代,以至於陳木南與湯由、湯實二公子在妓院談論科場和名士風流了.但是,作者沒有絕望,仍在探索,寫了「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來展示他對未來的呼喚.中國古代小說多以傳奇故事為題材,可以說都是「傳奇型」的.到了明代中葉,從《金瓶梅》開始,才以凡人為主角,描寫世俗生活.而真正完成這種轉變的,則是《儒林外史》.它既沒有驚心動魄的傳奇色彩,也沒有情意綿綿的動人故事,而是當時隨處可見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全書寫了二百七十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還把高人隱士、醫卜星相,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推上舞台,從而展示了一幅幅社會風俗畫,致使有人感到「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卧閑草堂本第三回末總評）.《儒林外史》擺脫了傳統小說的傳奇性,淡化故事情節,也不靠激烈的矛盾沖突來刻畫人物,而是尊重客觀再現,用尋常細事,通過精細的白描來再現生活,塑造人物.馬二先生游西湖,沒有驚奇的情節,沒有矛盾沖突,只是按照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線,所見所聞,淡淡地寫去.寫他對湖光山色全無領略；肚子餓了,沒有選擇地「每樣買了幾個錢,不論好歹,吃了一飽」；見到書店就問自己的八股文選本的銷路如何；看到御書樓連忙把扇子當笏板,揚塵舞蹈,拜了五拜；遇到丁仙祠里扶乩,就想問功名富貴；洪憨仙引他抄近路,他以為神仙有縮地騰雲之法.這平淡無奇的描寫卻把這個八股選家的愚昧、迂腐的性格寫活了.寫匡超人回家,「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方才放心」.通過這樣平常的細節,把母親對他的愛以「摹神之筆」刻骨銘心地寫了出來.敘事特點《儒林外史》所寫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實面貌,通過平凡的生活寫出平凡人的真實性格.像鮑文卿對潦倒的倪霜峰的照顧和對他兒子倪廷璽的收養,甘露寺老僧對旅居無依的牛布衣的照料以及為他料理後事的情誼,牛老兒和卜老爹為牛浦郎操辦婚事,他們之間的相恤相助等等,都是通過日常極平凡細小甚至近於瑣碎的描寫,塑造了下層人民真誠朴實的性格,感人至深.人物性格也擺脫了類型化,而有豐富的個性.嚴監生是個有十多萬銀子的財主,臨死前卻因為燈盞里點著兩根燈草而不肯斷氣.然而他並不是吝嗇這個概念的化身,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雖然慳吝成性,但又有「禮」有「節」,既要處處保護自己的利益,又要時時維護自己的面子.所以,當他哥哥嚴貢生被人告發時,他拿出十多兩銀子平息官司；為了兒子能名正言順地繼承家產,不得不忍痛給妻兄幾百兩銀子,讓他們同意把妾扶正；妻子王氏去世時,料理後事竟花了五千銀子,並常懷念王氏而潸然淚下.一毛不拔與揮銀如土,貪婪之欲與人間之情,就這樣既矛盾又統一地表現出人物性格的豐富性.作者不但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而且寫出了人物內心世界的復雜性.王玉輝勸女殉節,寫出他內心的波瀾：先是一次關於青史留名的侃侃而談,接著是兩次仰天大笑,後又寫他三次觸景生情,傷心落淚.從笑到哭,從理到情,層層宕開,寫出王玉輝內心觀念與情感的不斷搏鬥,禮教和良心的激烈沖突.又如第一回多層次地揭示了時知縣的內心世界.他先是在危素麵前誇口,心想官長見百姓有何難處,誰知王冕居然將請帖退回,不予理睬.他便想：可能是翟買辦恐嚇了王冕,因此不敢來.於是決定親自出馬.可是他這一念頭被另一種想法推翻,認為堂堂縣令屈尊去拜見一個鄉民,會惹人笑話.但又想到「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什麼做不得!」於是「當下定了主意」.這里,種種復雜心理不斷轉折、變幻,心態在縱向中曲線延伸,讓人看到他那靈魂深處的活動.《儒林外史》中每個人物活動的過程並不長,但能在有限的情節里,體現出人物性格的非固定性,即性格的發展變化.匡超人從朴實的青年到人品墮落,寫出他隨著環境、地位、人物之間關系而改變的性格,在他性格變化中又體現著深刻的社會生活的變動.古代小說人物的肖像描寫往往是臉譜化的,如「面如冠玉,唇若塗脂」,「虎背熊腰,體格魁梧」等等.《儒林外史》掀掉了臉譜,代之以真實的細致的描寫,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如夏總甲「兩只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裡拿著一根趕驢子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通過這一簡潔的白描,夏總甲的身份、教養、性格躍然紙上.自然景物的描寫也舍棄了章回小說長期沿襲的模式化、駢儷化的韻語,運用口語化的散文,對客觀景物作精確的、不落俗套的描寫.如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和幾位好友在江邊亭中烹茶閑話,憑窗看江,「太陽落了下去,返照著幾千根桅桿半截通紅」；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隨手拈來,自然真切,富有藝術美.《儒林外史》改變了傳統小說中說書人的評述模式,採取了第三人稱隱身人的客觀觀察的敘事方式,讓讀者直接與生活見面,大大縮短了小說形象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作者盡量不對人物作評論,而是給讀者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角度,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現在讀者面前.例如在薛家集觀音庵,讓讀者親見親聞申祥甫、夏總甲的頤指氣使,擺「大人物」架式,驕人欺人,較少對人物作內心剖白,只是客觀地提供人物的言談舉止,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和體味.又如作者只寫「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並沒有剖白周進內心活動,人們卻可以想像到他當時的內心感受.作者已經能夠把敘事角度從敘述者轉換為小說中的人物,通過不同人物的不同視角和心理感受,寫出他們對客觀世界的看法,大大豐富了小說的敘事角度.如西湖邊假名士的聚會,主要通過匡超人這個「外來者」的新鮮感受,看到這些斗方名士的名利之心和冒充風雅的丑態.吳敬梓企圖創造一種與生活更直接不隔的、顯示著生活本身流動的、豐繁的天然形態的藝術.《儒林外史》敘事的新特點與作者的美學思想是一致的.諷刺藝術吳敬梓懷著高尚的理想和道德情操,但在現實生活中處處碰壁.狂狷而豁達的性格,使他睥睨群醜,輕蔑流俗.「先生豁達人,哺糟而啜ㄤ,小事聊糊塗,大度乃滑稽」.（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吳文木先生旅櫬於揚州城外登舟歸金陵》,《棕亭詩鈔》卷五）這樣的氣質和稟賦,使他採用了諷刺的手法去抨擊現實.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簡括地論述了中國諷刺小說的淵源和發展：「寓譏彈於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而多數作品或「大不近情」,類似插科打諢；或非出公心,「私懷怨毒,乃逞惡言」；或「詞意淺露,已同謾罵」.《儒林外史》將諷刺藝術發展到新的境界,「秉持公心,指レ時弊」,「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諷刺的生命是真實.《儒林外史》通過精確的白描,寫出「常見」、「公然」、「不以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諧,顯示其蘊含的意義.例如嚴貢生正在范進和張靜齋面前吹噓：「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言猶未了,一個小廝進來說：「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裡吵哩.」通過言行的不一,揭示嚴貢生欺詐無賴的行徑.又如湯知縣請正在居喪的范進吃飯,范進先是「退前縮後」地堅決不肯用銀鑲杯箸.湯知縣趕忙叫人換了一個瓷杯,一雙象箸,他還是不肯,直到換了一雙白顏色竹箸來,「方才罷了」.湯知縣見他居喪如此盡禮,正著急「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忽然看見「他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裡」,心才安下來.真是「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儒林外史》通過不和諧的人和事進行婉曲而又鋒利的諷刺.五河縣鹽商送老太太入節孝祠,張燈結綵,鼓樂喧天,滿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滿堂有知縣、學師等官員設祭,庄嚴肅穆.但鹽商方老六卻和一個賣花牙婆伏在欄桿上看執事,「權牙婆一手扶著欄桿,一手拉開褲腰捉虱子,捉著,一個一個往嘴裡送」.把崇高、庄嚴與滑稽、輕佻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嚴為滑稽可笑.《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學風格.吳敬梓能夠真實地展示出諷刺對象中戚諧組合、悲喜交織的二重結構,顯示出滑稽的現實背後隱藏著的悲劇性內蘊,從而給讀者以雙重的審美感受.周進撞號板,范進中舉發瘋,馬二先生對御書樓頂禮膜拜,王玉輝勸女殉夫的大笑……這瞬間的行為是以他們的全部生命為潛台詞的,所以這瞬間的可笑又蘊含著深沉的悲哀,這最惹人發笑的片刻恰恰是內在悲劇性最強烈的地方.作者敏銳地捕捉人物瞬間行為,把對百年知識分子命運的反思和他們瞬間的行為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使諷刺具有巨大的文化容量和社會意義.由於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諷刺當時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會,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進行對比.正面人物的劃分線主要在於保持著應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則是那些整天憑著官位欺壓百姓,並且不學無術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鑽研儒學、推行正道其實卻把道德品質封存的儒士.正反人物還分多種,書中理想人物就是第一回出現的王冕.而其他的正面人物,如虞育德、庄少光、遲衡山、杜少卿等,雖然要比那些反派人物高尚得多,但心裡仍有儒家思想,例如杜少卿,雖然討厭虛偽的孝道,但卻因為提倡真孝而進行的「豪舉」也不過就是被那些市井之流欺騙奪產,最後落了個貧窮一世的結局.沈瓊枝作為一個敢於反抗、自強自立的女性在書中獨具光彩.再如儒士「馬二先生」馬純上（原型是作者吳敬梓的一位姓馮的朋友）,雖然在儒學方面有些封建思想,並且做事天真（見西湖廟里被假神仙騙）,不過結果是好人有好報的類型.並且在仗義疏財事件中,也不乏看出他是一個君子,所以他主要還是一個復雜的人物.但有些反面人物,如范進、潘三等,確實全是諷刺了.其實,從正面人物也有很大的儒學思想中可以看出,吳敬梓本人還是有一定的「崇奉孔孟」的道德觀.社會理想吳敬梓的社會改造理想深受顏李學派的影響.顏元曾說：「如天下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李恭《習齋先生年譜》卷下）《儒林外史》正是主張以「禮樂兵農」的實學取代空談性理的理學,以「經世致用」的學問取代僵化無用的科舉時文.遲衡山說：「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著經史上的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作品裡寫了兩件大事,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蕭雲仙重農桑、興學堂的政績,用以體現作者的社會理想.庄紹光、遲衡山等真儒名賢,因「我道不行」而「處」而不出,但是,他們沒有忘記社會責任,渴望能實現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們倡議集資修建泰伯祠,以禮讓天下的泰伯作為道德典範,藉此習學禮樂,「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於是由大儒虞博士主祭,演出了一場鼓樂喧天的祭祀大典.接著又寫了文武兼備的戍邊將領蕭雲仙在青楓城帶領農民墾田植樹,興修水利,開辦學堂,開啟民智,具體實施「禮樂兵農」的社會改造方案.吳敬梓改造社會的理想與時代進步思潮相呼應,具有鼓吹政教,提倡實學,反對浮言,謀取事功的意旨,但是卻披著古代「禮樂兵農」的外衣.他的社會理想是走托古改制的路子,在現實生活中缺乏基礎,因而是不可能實現的.作者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書中籠罩著幻想破滅的悲涼情緒.曾幾何時,傳聞天下的泰伯祠就牆倒殿斜,樂器祭器塵封冷落,「賢人君子,風流雲散」.蕭雲仙武功文治,轟轟烈烈,到頭來卻被工部核算追賠,破產還債,他的「禮樂兵農」的社會改造方案以失敗而告終.作者在探求理想的同時,對封建文化作了進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鋒芒指向封建禮教和社會習俗.王玉輝是一個受封建禮教毒害極深的迂拙夫子.當了30年秀才,考不上舉人,進不了官場,卻立志要寫三部「嘉惠來學」的書,宣傳封建禮教和禮儀.他不僅不惜以殘年之力進行說教,而且身體力行.當女兒提出要以死殉節時,他不但沒有勸阻,反而大加鼓勵：「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當他得知女兒從夫自盡的噩耗時,還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這里,沒有壞人引誘,也沒有法律規定,卻是頑固的封建禮教的毒害,使王玉輝的女兒自覺從容地絕食而亡,使王玉輝不自覺地成為「以理殺人」的幫凶.真儒名賢的教化不能挽救日下的世風,追逐功名富貴的社會風氣愈演愈烈,遍及社會各個角落.五河縣追名逐利、奉承諂媚的惡俗,湯公子和陳木南嫖妓的丑態,妓女聘娘官太太的迷夢,假中書的鬧劇等等,充分揭露了社會的烏煙瘴氣、卑鄙齷齪.作者既看到社會改造理想的難以實現,又不忍放棄對社會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他又把目光轉向社會的底層,寫出一群遠離科舉名利場,不受功名富貴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修樂器的倪老爹,看墳的鄒吉甫,開小米店的卜老爹,開小香蠟店的牛老兒等等,他們朴實善良,相濡以沫,古風猶存,充滿人間真情的溫馨.當真儒名賢「都已漸漸消磨了」的時候,作者在全書末尾寫了「四大奇人」.季遐年,既以寫字為生,又以寫字自娛；王太是圍棋高手,又是安於賣火紙筒子的小販；開茶館的蓋寬,畫一手好畫,但不攀附權貴；做裁縫的荊元,彈一手好琴,以此自遣.他們自食其力,多才多藝,安貧樂道,高雅脫俗,過著「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這「四大奇人」,是知識分子高雅生活「琴棋書畫」的化身,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文人化的市井平民,是作者為新一代讀書士子設計的人生道路,體現作者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但是,幻影終歸是幻影,因為「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著山頭下去了」,荊元悠揚的琴聲「忽作變徵之音,凄清婉轉」,令人「凄然淚下」.專家點評在浩若星海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被魯迅許以「偉大」二字的,只有兩部書,其中之一便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另外一部為《史記》）.《儒林外史》是寫士林階層的.在中國的古代,所謂的士林,既是知識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場.這是部批判知識分子的書,也可以說是一部揭露官場昏晦的書.這樣說來,在當代的中國,確實很有重讀《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吳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長在長江北岸安徽省全椒縣一個「名門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兩輩官運亨通,在明清之際,有50年「家門鼎盛」的時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輩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從小被出嗣給長房吳霖起,即是他的養父,吳霖起只做了幾年縣教諭,後來因為得罪上司而丟官,鬱郁而終.吳敬梓13歲喪母,23歲喪父,本身既不熱心功名,又輕視錢財,隨意揮霍,慷慨仗義,上代留下的家產在幾年之內被他揮霍得所剩無幾,以致「田廬盡賣」、「奴逃仆散」,一時「鄉里傳為子弟戒」（《減字木蘭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場失利,刺激甚重,「那得雙眉時暫開?」回鄉之後,由於不堪冷遇,於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從此時直到54歲在揚州逝世,主要靠賣文和朋友周濟過活,也是在此期間完成了《儒林外史》這部鴻篇巨著.吳敬梓自幼處在名門望族的社會環境中,而成長的家庭卻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後又驟然陷入貧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經的這種由「漸」而「驟」的家庭破落過程中,他在家鄉全椒縣、在蘇北贛榆縣（其父任職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過揚州、安慶、蕪湖等城市；從宗族幾代關系以及自己的人際關系看,他接觸的士大夫階層很廣泛,認識與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臉,受的冷暖,經歷的人事,體驗的世情,都極其豐富深刻.這就培養了他富有正義的敏銳感覺和體察現實的清醒頭腦,使他能夠看透清朝黑暗統治下士大夫階層的墮落與無恥,看透政治的罪惡與社會的腐敗.正是這種身世經歷,成為吳敬梓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直接淵源.《儒林外史》對於士林階級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含淚的批判.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通過對種種不和諧、悖於人情、逆於常理的荒謬現象的揭露,注入描寫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慚、自作聰明、弄巧成拙、欺世盜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說：「我們的騙子們,我們的怪物們!……讓大家笑個痛快!笑真偉大,它不奪去生命、田產,可是在它面前,你會低頭服罪,像個被綁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有鮮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為醒世計,非為罵世也」.作者雖然極盡諷刺之能事,卻是要挽救被諷刺的這一群,正所謂「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憫人的手筆描寫了八股制度下眾多儒林人士的悲劇性命運,進而展開了一幅封建科舉時代的社會風情畫,抨擊了制度的腐朽和社會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為中國古典諷刺小說中的聖品.《儒林外史》歷來被評價為古典現實主義巨著,即為現實主義作品,其中很多故事與人物直接來源於生活.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曾說過：「《儒林外史》所傳人物,大多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和庾詞隱語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長運用「皮里陽秋」的筆法,也就是「口無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貶」.作者的看法並不是直接拿出來硬塞給讀者,而是在具體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義.周進和范進的中舉,匡超人的轉變,杜少卿的豪舉,馬二先生的迂腐,這一切都是通過具體的情節來表現深刻豐富的思想.作者並沒有直接向我們褒貶什麼,但每個形象都飽含著巨大力量的褒貶,傳達著作者明確的正義觀,我們必須從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各種形象的關聯、發展上體會和了解.這是一種富有現實主義色彩的敘事方式.該書另一個藝術特色是速寫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斷變換的長篇小說,或者說是一部由無數短篇交替而成的長篇小說,基本上不可能通過詳細描寫其一生經歷,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節中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和精神世界.所以,吳敬梓把重點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徵上,從而深入細致地表現一個相對靜止的人生相.這就如同從人物漫長的性格發展史中截取一個片斷,再讓它在人們面前轉上一圈,把此時此地的「這一個」,放大給人看.這是勾畫諷刺人物的一個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凈,情節流動迅速,好像人物臉譜勾勒一成,這段故事便告結束,而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這些精工提煉的精彩情節.（胡適《吳敬梓評傳》）編輯本段成就與影響《儒林外史》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的章回體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所寫內容,假託明代,實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實有其人.它真實地描繪了康乾時期知識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順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與卑劣,理想的倡導與破滅,出路的探索與追尋.吳敬梓以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來肯定或否定書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書,冒名代考,卻被溫州學政「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嚴貢生無惡不作,卻被前任周學台推舉為「優行」；作者無情地鞭撻丑惡事物時,同時也歌頌正面人物,王冕是書中的第一流人物,為人「嶔崎磊落」,庄紹光追求「以禮樂化俗」、「以德化人」,牛老爹和卜老爹也是作者所歌頌的.程晉芳在《懷人詩》稱：「外史記儒林,刻劃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史傳!」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之中,運用樸素、靈活、幽默的本地方性的語言,撰寫了科舉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胡適形容本書：「……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儒林外史》對清朝時期的小說,有很大影響,盡管此書一開始並無預先設計的結構.又如胡適所言,「這部書是一種諷刺小說,頗帶一點寫實主義的技術,既沒有神怪的話,又很少英雄兒女的話.況且書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談什麼舉業、選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說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廣」.對鞭笞社會不公,提升人民自主思想,有一定意義.並且,對現代諷刺文學有深刻的啟迪.《儒林外史》另一特色是結構鬆散,沒有貫穿首尾的主幹,「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第六章《儒林外史》談到「盡管《儒林》算是一部重要的反映文人學士的小說,但如果從作者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熙熙攘攘的世界所作的五光十色的描繪這方面來看,它似乎更應是一部風俗喜劇.」胡適認為後來的晚清譴責小說,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傳》,都是繼承《儒林外史》的余緒.《儒林外史》已被翻譯成英、法、德、俄、日、意等國家的文字.可作成為全世界了解中國科舉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動的參考.

『貳』 男人老喜歡罵自己女人,一開口罵就是幾個鍾,是否有什麼病

一是自卑心理

很多男人雖然表面上很堅強，其實內心並不自信，甚至自卑。他罵人，打人，懲罰人，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沮喪和自卑的過程，以建立自信。尤其是他的妻子，作為他身邊最親近、最親密、最脆弱、最不需要的人，首當其沖，成為他「自卑心理」的「第一人」。現實生活中這種虐待的女性，大多數都是比較優秀、溫柔而感性的性格，而她的優秀恰恰加深了他的自卑。

二是自我優越感的體現

當然，除了上述的自卑感，男性的優越感有時是非常可怕的。當一個男人習慣用一種或多或少「優越」的方式與他的妻子比較時，他很容易對虐待他的妻子產生妄想。

這樣的人大多是一點能力，沒有手用腦的能力，或者是社會地位、經濟收入，他都表現得相當出色。因此，當他在家裡面對妻子時，他總是覺得她做的很多事情都不能讓他滿意，往往以自己的標准和能力去問她。只要她有絲毫遲鈍的跡象，或者他自己不受歡迎的跡象有絲毫外在的刺激，他就會像一頭發怒的獅子一樣張大嘴巴，恨不得把另一個吃掉。這是他內心優越感的表現，他需要痛罵和「懲罰」他的妻子來填補他的優越感和妻子之間的差距。

要對付這種人，要不斷提高自己，在生活上、精神上和經濟上都盡可能做到獨立，不斷加強學習，通過潛意識告訴他，其實你還有很多比他更好的地方。遇到吵架，不要和他有太多的爭執，要吵得抓住一句話，批評他到死，批評他的優越感消失，或者乾脆忽略他的存在，讓他自言自語，讓他覺得忽視是對他的優越感最大的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