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造原子彈的時間緊迫

⑴ 中國原子彈的發展歷程是怎樣的

20世紀50年代初，剛剛從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設自己的家園，但極其嚴峻的形勢也擺到了年輕的共和國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個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科技與經濟十分落後，百廢待興；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國的徹底失敗，除了在經濟技術上對新中國進行全面封鎖外，還在軍事上嚴重地威脅著我國的安全。1950年6月，美國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並且不顧中國政府的嚴重警告，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6月27日，美國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美國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橫行霸道。有的好戰分子甚至叫囂要對中國發動核戰爭，進行核恐嚇。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國主義面前，中國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對核戰爭，粉碎核訛詐，保衛祖國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就一定要有強大的國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舊中國在原子能方面只有為數不多的科學家在專門研究機構中從事研究工作。中國的核武器研製工作的起步異常艱難。

1946年，由於物理學家嚴濟慈、錢三強的推薦，在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學鐳學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學家楊承宗，進入了著名的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師從約里奧·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學。解放初期，周恩來號召國外留學生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楊承宗正好完成學業，兩次拍電報給先期回國的物理學家錢三強，要求回國，報效生他養他的祖國，實現自己崇高的理想。臨行前，約里奧·居里先生對他說：「你回去告訴毛澤東，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原子彈也並不是那麼可怕，原子彈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約里奧·居里的話語不多，但充滿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學生，也相信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製造出原子彈。約里奧·居里夫人還將親手製作的10克含微量鐳鹽的標准源送給楊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給予中國具體的幫助。

1955年初，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決策工作開始了。周恩來約見錢三強、李四光和劉傑等人，詳細詢問了中國核科學的研究人員和設備、資源等情況，還向他們了解發展核能技術所需要的條件等。

政治局經過討論，通過了原子能發展計劃，代號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合並，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中國政府邀請海內外華人科學家幫助創建現代化的科研機構。科學院以外的一些學術團體，如中國物理學會，也積極參加研究工作。該學會約有570名成員，其中包括10名積極從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學家，他們是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趙忠堯、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在以後的幾年裡，一些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科學家，如張文裕、汪德昭、王承書、李整武、謝家麟等也陸續回到祖國；還有原來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亞、胡濟民、虞福春、盧鶴紱、吳征鎧、周光召等都被組織起來了。

1950年上半年，中國科學院重新組建其下屬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吳有訓、錢三強分別擔任該研究所的所長和副所長。6月，這些學術帶頭人決定重點開展原子核研究。中國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選擇地邀請一些外國專家訪問中國，幫助中國進行建設，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建設。在以後的幾年裡，核物理研究繼續被列為國家的研究重點，並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同時，加速培養這方面的專門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較強大的骨幹隊伍。

同年，經周恩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多次談判，蘇聯政府正式通知中國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實驗反應堆和直徑為1.2米的迴旋加速器，並接受科學技術人員去蘇聯實習。

1956年4月，周恩來對當時擔任軍委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說，要從軍隊里調一個中央委員出來加強地質戰線。宋任窮思考了兩天，毛遂自薦，對周恩來說：「就把我調出來吧。」周恩來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關於原子能建設問題》的報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業部」的建議。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1956年11月，國務院正式提交一屆人大常委會議通過，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任命宋任窮為部長，副部長是劉傑、劉偉、雷榮天、錢三強，後來又增加了袁成隆。

從此之後，中國的原子能發展事業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於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大躍進」政策失誤和國內自然災害的影響，國民經濟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尖端武器的研製該「下馬」還是「上馬」的議論越來越多，越來越公開化。有人認為，國家處於特別困難的時期，肚子都填不飽，就不要花那麼多錢去搞一時看不見摸不著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彈、導彈的研製工作應該停止。有人認為，原子彈、導彈應該搞，但是國家現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製工作應該放慢速度。

陳毅說：「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中央專委在周恩來主持下，3年內召開9次會議，卓有成效地組織了原子彈、導彈研製工作中的協作攻關等問題。

為了給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起一個代號，物理學家朱光亞提議並經核武器研究所所長李覺同意，把蘇聯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即「596」。

中國研製核武器勝利在望，少數大國為了保持核壟斷的地位，不願看到中國擁有核武器，想方設法進行阻撓和破壞。

在美、英、蘇三國聯合遏制中國進行核試驗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科技專家們努力工作，發憤圖強，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國終於全面突破了原子彈技術難關，取得了原子彈研製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設施是一個能夠在兩個月內投入使用的核試驗基地。」根據這一情報，美國國務卿臘斯克發表了一個特別聲明：「中國將在最近進行一次核爆炸試驗。」美國的情報雖然准確，但它是無法阻擋住中國進行核試驗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開始總裝。

9月1日，核試驗預演結束。當時傳來消息，國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劃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破壞，以阻止中國掌握核武器。這樣，何時爆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便更加緊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專委會的議事日程上來。為此，周恩來於16、17日兩天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第九次會議，聽取張愛萍、劉西堯關於原子彈預演情況的匯報，綜合分析國際形勢，慎重研究正式試驗的時機。周恩來綜合大家意見，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早試，將在本月下旬下決心；一是晚試，先抓三線研製基地的建設，選擇機會再試。他說：「我們要設想一下原子彈炸響後的情況，再決定爆炸試驗的時間，國慶前下決心。」周恩來本人傾向於早試。無論早試還是晚試，准備工作不能有絲毫鬆懈。至於核試驗的具體時間，待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做最後決定。

9月2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請示爆炸的時間。當晚，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已閱，擬即辦。」

9月22日，周恩來在毛澤東、劉少奇等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匯報了首次核試驗的准備工作和中央專委會的試驗方案。會議做出了早試的明確決定。

9月23日，周恩來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傑、劉西堯等開會，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他興奮地向大家說：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匯報，他們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彈的確是嚇人的，主席更大的戰略想法是，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這樣，任務更重了，不是更輕了。試驗的時間看來需在20天以後了。10月有4次好天氣，中旬可能趕上也可能趕不上，還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還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風向、放射性微塵飛散距離詳細計算，搞出資料。原子彈響了，影響就大了。萬一不響；後果如何，還要找參加核試驗的專家進行專門研究。

周恩來還指出，為了防備敵人萬一進行破壞，由總參謀部和空軍研究，做出嚴密的防空部署；由劉傑負責組織關鍵技術資料、儀器設備的安全轉移；由陳毅組織外交部進行對外宣傳工作的准備；張愛萍、劉西堯趕赴試驗現場組織指揮；除我和賀龍、羅瑞卿親自抓以外，劉傑在北京主持由二機部、國防科委組成的聯合辦公室，負責北京，與試驗場的聯絡；要規定一些暗語、密碼。他還鄭重地叮囑：「一定要保護好我們自己的專家，東西要轉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錘子買賣。」

盡管進行了這樣周到細致的准備，但仍有相當的風險。萬一試驗失敗，消息泄露，將造成不利影響。為了絕對保守原子彈試驗的秘密，周恩來對與會人員規定了嚴格的保密紀律。他說：「希望你們對家裡人也不說，不要一高興就說出去。鄧穎超同志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不向她說。任何人不該知道的，不要知道。」他還對後到會的陳毅說：「你可不能講啊!」陳毅知道周恩來是提醒他在以外長身份接待外賓時不能說了出去。他操著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講哇!」

張愛萍和劉西堯返回西北核試驗現場，將周恩來的指示傳達給現場上萬人員。周恩來以身作則的表率行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證了第一次核試驗沒有發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據氣象情況，周恩來將核爆炸的零時選定為1964年10月16日巧時，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當基地的人們知道這個確切的時間後，他們想起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個姓楊的技術員，在1964年10月1日國慶節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當他醒來後，沖出帳篷；大喊道：「黨中央已經審定通過爆炸時間了!」當別人問他是怎麼回事時，他激動地喊著：「我夢見黨中央已經確定了爆炸時間，它包括3個『十五』。」

當時無人能說得清楚，這3個「十五」究竟代表什麼意思。現在這個夢有了比較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第一個「十五」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第二個「十五」表示從10月1日起往後數15天即10月16日；第三個「十五」表示原子彈將在那天的15時爆炸。

也許是純屬巧合，也許是後人的編排。不管這個夢是真是假，它已經成為中國核武器發展史上的一段趣話了。

10月14日13時，原子彈靜卧在鐵塔上那個純金屬構造的銀灰色小屋裡。這個鐵塔由8467個構件組成，高102米，重70噸，在耀眼的金色陽光輝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時，有關技術人員完成了原子彈核心部件的裝配和幾道關鍵的工序。現場總指揮張愛萍帶領技術人員作最後一次檢查。離開鐵塔時，他有點戀戀不舍，便取下相機，想拍張照片留念，但又考慮到現場不準個人拍照，自己不能違例，他就沒有拍照，沒有留下自己在那偉大的歷史時刻的身影。當將軍後來回顧當時的情景時，仍然感到有點遺憾。

圍著鐵塔，在約60公里的范圍內，呈放射狀地擺列著近百項效應工程和實物：飛機、軍艦、大炮、坦克、裝甲車、橋梁、鐵路、戰時工事和民用樓房，還有馬、狗、猴於、老鼠、種子以及各種測試儀器設備等。真像一個大幹世界，應有盡有。

羅布泊戎裝待命，靜候震撼世界的庄嚴時刻。

10月16日凌晨6時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來的人員撤離現場。現場指揮所設在離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揮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核試驗。

下午，李覺、張蘊鈺和兩位工程師最後一次來到塔上，安裝了電引線，做了最後一次檢查。當他們在離爆炸零時前50分鍾回到地面時，周圍的人們關心地詢問他們為什麼比預定的時間晚下來4、5分鍾，李覺回答：「我一定要親自確認沒有任何的差錯。」

接著，他們撤離到現場指揮所，李覺把塔的也控裝置的鑰匙交給了控制室的領導。採取這一安全措施，是為了保證原子彈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這也是爆炸前最後時刻的一個檢查環節。

總指揮部的電話全天24小時與北京總理辦公室的電話接通，張愛萍最後一次報告說：「總理，安裝工作已經結束，一切順利，請指示。」

周恩來平靜地說：「預祝你們成功!」

張愛萍發出最後指令。

在主操縱員讀秒到達零時，「起爆」命令發出的一瞬間，只見羅布泊大漠深處出現一道紅色的強烈閃光；緊接著，騰空而起一個巨大的火球，猶如出現第二個太陽，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紅；爆炸形成的蘑菇雲不斷上升擴張；稍後，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震耳欲聾，好像要把蒼穹撕裂似的。

這時，試驗現場歡聲雷動，全體參試人員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互致祝賀。

15時4分，張愛萍眼望高聳藍天的蘑菇雲，問王淦昌：「這是一次核爆炸嗎?」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後，張愛萍給北京的二機部打電話：「請找劉傑同志。」

在二機部原子彈試驗辦公室里，劉傑正和幾名幹部焦急地等待著。電話鈴突然響了，接電話的同志太緊張了，以至把話筒掉到了桌子上。劉傑一把撿起來，聽到張愛萍激動的聲音：「請報告周總理和毛主席，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

「再說一遍。」

「原子彈爆炸了，已經看到了蘑菇雲!」

「我馬上報告!」接著，劉傑抓起了專用電話：「我是劉傑，請周總理講話!」

「我是周恩來!」

「總理，張愛萍同志從試驗基地打來了電話，原子彈已經爆炸了，看到了蘑菇雲!」

「好，我馬上報告毛主席。」

幾分鍾後，周恩來給劉傑回電話：「毛主席指示我們，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讓外國人相信!」

劉傑立刻把毛澤東的指示傳達給張愛萍。張愛萍回答說，這確實是一次核爆炸，這一點已經被充分證明了。

這時，劉傑不由自主地開始抖動，他又給周恩來打了電話：「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爆炸成功。這是一次成功的核試驗!請黨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張愛萍向周恩來報告後，隨即趕赴爆區，檢查爆後的各種效應情況。兩個多小時後，張愛萍、劉西堯等簽發一份經多方專家認定的關於原子彈成功爆炸的報告，將它電告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賀龍、羅瑞卿：確實實現了核爆炸，威力估計在2萬噸TNT當量以上。

張愛萍這位儒將詩興大發，懷著喜悅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樂，我國首次原子彈爆炸成功》一詞：

東風起舞，壯士千軍鼓。

苦鬥百年今復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噴射雲空，騰起萬丈長龍。

春雷震驚寰宇，人間天上歡隆。

是啊，這一歡隆的歷史時刻終於來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時，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3000多名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職人員。他滿面春風地向大家宣布：「同志們，毛主席讓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國內，中國人民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對國防力量的增強歡欣鼓舞；在國外，友好國家和團體認為，中國有了原子彈，顯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亞洲歷史上的一個輝煌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