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紀念館東西一樣為什麼

A. 東西方早期博物館異同

研究方向：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人類學與文化遺產、博物館等。
編者：博物館的誕生最初萌發於人們的收藏意識。公元前三世紀，馬其頓留駐埃及的總督托勒密·索托於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之後，也建成了當時最大的學術和藝術中心——亞歷山大博學院，其中專門存放藝術珍品的地方，便是供奉藝術之神的繆斯神廟，這里匯集了托勒密甚至亞歷山大大帝連年征戰中搜集和掠奪到的藝術品。這座「繆斯神廟」，就是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博物館」。而博物館一詞museum就來源於希臘神話中司文藝的女神muse。繆斯神廟於公元5世紀時毀於戰亂。
現代博物館形成於17世紀後期的歐洲。18世紀，英國收藏家漢斯·斯隆向英國王室捐出自己的全部八萬件的藏品，於1753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面對公眾開放的大型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博物館正式邁開了現代步伐。
中國文物網：相比西方博物館注重強調美學和人類學的呈現，中國博物館偏重歷史知識傳輸的這種差異如何評價和解釋？
潘守永：這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學術問題，事實上的確如此。但是，並不是說西方的博物館都是很注重美學的，而我們國家博物館重視社會歷史知識。咱們國家很多科技類的博物館基本上就是借鑒西方模式的，如新建的中國科技館二期，完全借鑒北美的經驗，似乎與西方博物館沒有太大差異。這里所指的，我想應該是社會歷史或者美術類的博物館。我們國家目前純粹藝術類的博物館通常是指現代藝術這個領域，而把社會歷史類的和古代藝術類的混為一談了，所以感覺上好像我們確實比較關注歷史知識的傳播而忽視了美學的培育。
西方博物館誕生之初本來是供奉藝術之神的地方，藝術是他們博物館的一個最根本的特徵。從學術研究方面也能看得出來，我大概統計過我們能夠看到的跟博物館相關的博士論文，從1990年到2005年差不多有五千篇，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從藝術教育的角度來談博物館的。
至於人類學，這歷來是西方比較重視建設的一個基礎學科。在歐美地區，人類學是研究歐美以外的文化的，過去稱為「遠方文化之謎」，這自然就與博物館發生了密切的關系。當人類學家到某些地方做研究之後，就會帶回一批反映當地文化的實物，這些實物除了作為人類學者所要研究的對象外，歐洲一般的民眾也會對之發生濃厚的興趣，人類學博物館、考古學博物館於是就出現了。在美國，還有一類與此相關的博物館是自然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其中有人類學分館或展覽，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認識和分類中，把「遠方的人們」等同於「落後的人群」，是距離自然歷史比較「近」的文化，就被劃分到「自然歷史」的序列之中（被看作是西方社會歷史的初期階段）。如，美國紐約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和華盛頓的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內容包羅萬象，有關人類的部分都是西方關於「人類文明歷史序列」以外的內容，這類博物館也都是博物館中的「龐然大物」。美國的博物館是第一代人類學家上班的地方，如美國人類學之父弗蘭茲·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他的女弟子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一直工作於紐約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米德還曾擔任人類學館的館長。可以說，第一代人類學家參與了美國的博物館運動，博物館在提供了人類學工作者就業場所的同時，也培養了第二代人類學家，從第二代開始，才有了大學的人類學專業教育。英國人類學史學家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就認為，在1895年到1920年的這個期間，就是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由此可見歐美博物館和人類學的淵源之深。
我國近代從嚴復先生翻譯介紹這門學科開始，到大學開設相關專業培養人才的確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里不便展開來談。1958年以後甚至把人類學當作資產階級學科給取消了。現在中國能夠稱得上人類學博物館的不過四五家，皆與人類學學科發展遲緩以及博物館的人類學理念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等密切相關。中國目前的學術體系，當然比較符合中國自身的特點，在我國，考古學被定義為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而在美國考古學則是人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站在整個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有缺失的部分。
所以，這些區別表面上看去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實際上也是由內在的理論意識在作用著。基於人類學學科在中西方的不同發展位置，體現在中西方的博物館建設中的差異也可以由此得到其中的一個合適的解釋，其它的淵源亦有其繼續探究之處。
中國文物網：怎樣看待文物回歸與文化遺產的世界共享？
潘守永：文物回歸不僅僅是一個情緒問題，它同時也涉及到技術層面的問題，比如相關的國際法是怎樣的，在什麼樣的一個法律框架下來做，等等。實際上，中國文物的流失，不管是從數量上還是重要程度上來看，近代以來也不止最近被廣泛熱議的這幾件了。為什麼今天的圓明園獸首拍賣會會表現得這么突出？在譴責圓明園獸首交易的過程中，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參與到了事件的具體交涉之中，包括外交途徑的交涉，和法院的交涉等等，但我想單有這些是不夠的。
2002年，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巴黎盧浮宮、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等18家歐美博物館館長簽署聲明，表示反對將藝術品，特別是古代文物歸還給原有國家，並聲明這些藏品的收藏都是符合當地法律的。類似於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優先問題這類社會或法律政策的認知，我們的國民就和流失文物收藏機構所在國似乎處在兩個斷層上，這應該也是為什麼國內要求文物回歸的呼聲一直很高，而很多文物還在海外被靜靜展藏的原因之一。所以情緒不能代替「技術」，情緒也不能作為我們行動的一個指南，我們理應理性地來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否則二者之間都將無法對話。
至於文化遺產的世界共享問題，我覺得和國寶回歸是兩個層面上的問題。假如我們可以明確地知道這件文物是以非法的渠道流出的，我們當然應該追討回來。據我所知，世界上國寶回歸的成功案例還是很多的。比如說，上世紀60年代，北美就有這樣一個歸還文物的運動，就是印第安人要求北美人類學博物館歸還原來屬於他們祖先的「紀念品/神聖物」運動，這個運動是和印第安人歸還土地的要求結合在一起的。那是一支居住在今加拿大境內的印第安人從美國紐約的一個博物館裡面，拿回了屬於他們的一條具有象徵意義的腰帶。這個「腰帶歸還事件」便成為了印第安人追索博物館里歸還他們文物的一個導火索，並獲得相當的成功。此外，他們還就博物館的工作倫理提出了要求，即博物館在展覽印第安人祖先的頭骨或肢體的某些部分時，要採取一種尊重的、符合印第安文化要求的方式和態度，也取得了成功。這個追討文物的事件不但對於文物回歸有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我們的博物館也敲響了警鍾——你的博物館倫理在哪裡？！
中國文物網：中國博物館會不會嘗試去收藏世界各地的文物精華？
潘守永：我覺得已經有人這么做了，像杭州的世界錢幣博物館，這個博物館雖然是私立的，已經非常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視野了。
通常大家會覺得我們和西方相比，通過博物館來了解世界的窗口過於狹窄，我們的博物館無法滿足一般人了解世界的需求。深圳的世界之窗，就是以世界建築為核心的一個縮微展示，後來發現前來參觀的觀眾很多，甚至成為了一個旅遊的熱點。這就說明我們國人確實有迫切的願望去通過國內游覽的方式來了解世界。
但就古代藝術品而言，那它的總量就是那麼多，而且西方博物館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整體性收藏工作。二戰期間，大批的收藏家紛紛逃往美國，美國也花了一些錢從歐洲和其它國家搜集了很多早期的藝術品。這個格局在二戰之後不久就已經固定下來了。最近乃至很長的一個時期之內，我們幾乎不會有太多的機會能收藏到西方的古代藝術。
可是，雖說我們錯過了當時收集世界文物的機會，但今天我們收集我們周邊國家的物品包括藝術品還是有機會的。在我們的傳統文化當中，我們其實不太關注我們周邊的文化，比如說日本。日本收藏了大量的中國藝術品，但是中國收藏了多少日本的藝術品？這方面我們非常不好意思。韓國、越南這些國家，都是受到中國文化很大的影響，可我們的博物館中與他們的歷史文化相關的東西幾乎不成系統。我們國家博物館在收藏上的局限性，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和歷史條件的問題，而主要是收藏意識的問題。我們所謂的「世界文化」，通常只有希臘、羅馬、埃及、英法美德，哪裡有越南、朝鮮、菲律賓、新加坡等周邊兄弟國家。我所知道越南有一個很不錯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它收藏的民族文物工藝藏品，有22個民族單位的東西與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東西一致，他們曾在紐約舉辦一個關於「苗族」服飾文化的展覽，引起轟動。可是，咱們博物館幾乎沒有太大興趣和他們合作。
中國文物網：中國博物館的文物是以人為本還是被高高供起？緣由是什麼？
潘守永：這個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博物館條件不夠，像故宮有一百多萬件文物，但是能夠常年展的就是那麼一萬多件。每年展覽一萬件的話，要把一百萬件都拿出來展覽，需要100年！好，故宮克服克服苦難，每年拿出來5萬件來展覽，可是往哪裡去展呢？就是說我們博物館的硬體條件、設施、設備確實有待於進一步提高。但是大多數的問題，我覺得還是一個認識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博物館就「保」和「用」的關系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有人主張保護優先，有人主張使用優先，有人說保護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我認為這種爭論意義不大。世界博物館協會有專門的博物館職業倫理和工作章程，我國作為該協會的國家成員單位，有義務履行自身職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必須首先做到「本分職責」，要不然就不要注冊為博物館。一般人也都反映某個博物館把好多文物「藏」起來不給大家看（只是反映反映，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我是特別同情，對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很是認同。很多時候，這些文物被束之高閣，博物館裡面的展覽冷冰冰的，不準摸，不準動，也是與博物館本身的理念有關的。
現在強調文化共享，納稅人的意識、責任等等不斷增強，我覺得公眾有權利也有義務去質詢博物館：「既然你花了納稅人的錢，那麼你應該滿足我們的需求。」首先，納稅人首先應當把自己的聲音表達出來，讓博物館知道自己的看法、需求和期待。
中國文物網：國內博物館建設的首要困難是什麼？
潘守永：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一般的館長會回答「資金短缺」，也肯定有人選擇「人才匱乏」。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或泛泛而論。首先說生存，這個生存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使博物館這個單位/機構比較好地存在下去，第二個就是博物館里工作的這些人怎麼生存下去。在這方面有的博物館其實不存在困難，有的博物館生存得非常好，像上海博物館、故宮等基本上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存在這類問題的都是中小博物館，他們確實面臨著一個比較嚴峻的、怎麼生存下去的問題。我主張一些特別小的博物館不妨聯合起來，形成類似「聯合體」的形式，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發揮一個群體的優勢。我們博物館的自身目標和國際上也不太一樣，我們是把博物館當作一個宣傳系統下的事業單位，而國際上的博物館則是一個文化教育的機構，甚至被看作是娛樂性質的機構。
從大的方面來講，還是要國家重視，國家能不能從政策上給予一定的優惠，比方說博物館經營商店，目前獲得免稅政策還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做一個當代藝術展，需要不斷地去報批，要到公安局去備案，增加了博物館的工作成本。假如我們要引進一些國外的展覽，涉及到政府擔保問題，沒有哪一級政府願意為博物館的這類展覽做政府擔保。因此，發展、建設和管理博物館的國家、地方以及行業層面的「軟環境」欠缺和不到位，是當前博物館發展的首要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