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對明朝態度不一樣
1. 明朝和日本關系怎麼樣為何說明朝的外患是南倭北虜明朝不是還冊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嗎
早期是被朝貢與朝貢的關系，中期出現被侵擾與侵擾的關系（倭寇），後期存在戰爭關系（明朝出兵抗日援朝）
第一次接觸 日本斬殺朱元璋來使
明朝建國後，國內外環境十分嚴峻，除了北方還存在元朝殘余勢力的威脅外，周邊國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討而心有餘悸，對剛成立的明朝充滿警覺，而中日關系尤其緊張。
此前百年間，中日基本處於敵對狀態。在滅了南宋之後，忽必烈先後於1274年和1281年兩次對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來一直密切友好的兩國關系由此交惡，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轉為敵視。蒙古入侵也間接引發了日本國內的危機，隨著鐮倉幕府滅亡，大量武士淪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為倭寇，勾結中國海盜和不法商人流竄到東南沿海劫掠作亂，成為明代東南海上一大禍害。朱元璋即位後迫切與日本恢復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兩國攜手消除「倭亂」，維護東亞海域的和平與穩定。
明朝地圖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楊載攜詔書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時譴責倭寇騷擾我東南沿海，命日方嚴加取締並早來稱臣朝貢，否則將出師討伐雲雲，口氣相當強硬。由於對當時日本國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楊載一行按照傳統的赴日航線，從寧波出發後在日本九州上岸，本應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詔書，卻落入九州懷良親王手中。此時，正值日本南北朝時期。九州是南朝的勢力范圍，由後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掌控。由於長期戰亂，日本對中國發生的政權更替同樣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滿威脅意味的詔諭喚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敵愾，以為又是一次「元寇襲來」的前奏。執掌九州十年之久軍勢方熾的懷良親王對朱元璋的詔諭嗤之以鼻，囚禁了楊載、吳文華等使臣，斬殺了5名隨員。
首次外交受挫，並沒有使朱元璋放棄進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較為扎實的准備，特地選派山東萊州同知趙秩出任使節——因山東沿海是倭亂重災區，以趙秩為正使可以勝任對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詔諭上也多了委婉之語。這次出使相對順利，懷良親王對明朝的態度有所轉變，其後派遣僧人祖來赴明奉表稱臣，進貢馬匹和方物，並送還被倭寇擄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來朝，使朱元璋大為欣慰，但邦交並沒有由此確立，因為明使沒有見到正牌的「日本國王」，兩次三番打交道的懷良親王只是地方首腦，並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經受南北戰亂的日本也根本無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動，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後雙方為打開外交僵局做了種種嘗試，但最終都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寧波衛所指揮林賢被捕，經審查他與六年前因謀反案被誅殺的胡惟庸有交集，連帶牽扯出前日本使者瑤藏主有資助胡、林謀反的嫌疑，這使朱元璋對日本更加嫌惡，斷然中止一切往來，並全力實行海禁。原本舉步維艱的中日關系雪上加霜。
最終稱臣納貢：中日外交的新局面
朱元璋去世後，朱允文即位，是為建文帝，以此為契機日本又試探性地向明朝發出建交信息。
1401年室町幕府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獲得明朝的積極響應，可謂是兩國修好的破冰之旅。據日本室町時代外交文書集《善鄰國寶記》記載，這次日本派出的使團，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為正副使，攜帶日本國書和厚禮出使南京稱臣朝貢。國書寫道：「日本准三後某（義滿），上書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辟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某幸秉國均，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貢品有「黃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面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硯筥一盒，同文台一個」，此外還送還了被倭寇所虜的百姓若幹人。翌年，年輕的建文帝頒賜大統歷並派遣禪僧道彝天倫和教僧一庵一如與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親自到兵庫（神戶）港口迎接，並在京都北山金閣寺舉行隆重的接詔儀式，承認日本是明朝的屬國。
積極主導日明邦交的足利義滿將軍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義滿派遣天龍寺高僧堅中圭密攜帶國書和貢物前往慶賀。在國書中，義滿自稱「日本國王臣源」，進獻方物有馬匹、硫磺和瑪瑙。次年明朝派遣趙居仁等送遣明使歸國，受到足利義滿的隆重接待。據《善鄰國寶記》載，朱棣給日方賜了一枚「日本國王」龜形金印。而幕府則當著遣明使的面，將捕獲的20多個倭寇頭子處以「蒸殺」的極刑。明朝贊賞日本的誠意，「嘉其勤誠，賜王九章」，並簽訂了《勘合貿易條約》（即《永樂條約》）。在日本稱臣納貢的前提下，明朝對其開放貿易大門，規定十年一貢，限船兩艘，每船人數限二百，在寧波貿易，給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謂勘合，就是由明朝官方發行的木製貿易憑證，上面寫有文字和簽章，居中分割成兩半，中日各執一半，按編號每次日方來航雙方進行對合，吻合與否作為驗明正身的標准。勘合貿易對日本帶來的利益相當巨大，這從寶德年間的遣明使楠葉西忍的日記可見一斑。比如在寧波購買的250文的生絲，到日本轉手出售5貫（5000文），獲利20倍；銅是日本出口明朝的大宗貨物，一坨采購價10貫的銅塊，明朝以40-50貫收購。室町幕府除了收取出口稅，更有極為可觀的進口關稅，這佔中國進口的貨物在日本出售總額的一成，每條船可獲得40000貫的稅收。
巨額利益吸引日本頻繁派遣商船前來勘合貿易，雖說明朝對日本的貢期、船艘及人員都有嚴格規定，但日方往往突破條規，從1401年室町幕府第一次向明朝派遣使節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內義隆派出最後一次遣明使為止，近一個半世紀幾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前來勘合貿易。此間，日本官方總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團，是自唐代以降中日往來的又一高峰。
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關系，由於倭寇的騷擾，顯得異常復雜。明初幾位皇帝曾寄希望於通過外交途徑來抑制倭寇的侵擾，故對日本實行過羈縻政策，頒賜給勘合，准許他們入明朝貢。但是，因雙方對「朝貢」的理解不一樣，明朝方面企圖以此作為「羈縻」手段，以消除「釁隙」；而日本卻將其看作是營利之機，甚至把某些資金的籌集都寄託在朝貢之上。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爭取入明朝貢而激烈地競爭著，終於在寧波釀成了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此後，明朝則改變對日貿易的政策，罷市舶，中斷與日本的貿易關系，結果在東南沿海一帶全面遭到倭寇騷擾，也就是所謂的「嘉靖倭患」。當倭患基本被平定後，明朝雖然在漳州月港宣布開海貿易，但對日本仍實行嚴禁政策，且終明之世，兩國未再恢復過正常的貿易關系。
一
明太祖立國之初，鑒於倭寇入寇山東海濱郡縣，掠民男女而去，於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楊載出使日本，賜日本國王璽書，要求各安其土。其書寫道:「……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但是，當時日本正處於南北戰爭時期，南朝的懷良親王不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議．反而殺了使者中的5人，把楊載、吳文華2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而當時明太祖對日本的國情並不是很了解，錯把征西將軍懷良當成是日本國王。在倭寇騷擾越來越嚴重，從山東轉掠至溫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縣時，於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持詔諭懷良親王。懷良開始時誤認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後經趙秩一再解釋，則同意派僧人祖來隨之入明朝貢，且送還明州、台州被虜男女70餘口。明太祖對此大加贊賞，詔賜祖來等人文綺、帛及僧衣等物。待辭行時，又派僧人祖闡、克勤等8人護送還國，並賜懷良《大統歷》及文綺、紗羅等。從此開始了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往來。
明太祖為了了解日本的真實國情，據說曾在奉天殿召見當時正掛餳於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壽，詢問其日本國情。從中了解到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並非日本國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當祖來人貢至金陵時，太祖亦詢及日本情況，並知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因此，到祖來返國時，則派嘉興府天寧禪寺住持仲猷祖闡和金陵瓦官寺住持無逸克勤為使，以與京都之天皇往來。同時，太祖也因誤與懷良打交道，而對自己原先計劃通過外交途徑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擾的做法感到懷疑，他說道:「幼君在位，臣擅國權，傲慢無禮，致使骨肉並吞，島民為盜，內損良善，外掠無辜，此招禍之由，天災難免。」從此對一切非日本朝廷派來的貢使一概拒絕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後菊池武政派來的僧人宣聞溪等、日本大隅守護島津氏久派來的僧人道幸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懷良親王派來的僧人如瑤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懷良親王派來的僧人宗嗣亮等，均下命卻其貢。不過，明太祖對這些海外國家還是堅持其羈縻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奉天門告諭各省、府、台大臣說:「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他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並載諸《祖訓》，以防「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明太祖對誤將懷良親王當成日本國王，遣使往答而使者遭其拘留二載始遣返一事，一直不能忘懷。他敕令中書省曰:「今日本蔑棄禮法，慢我使臣，亂自內作，其能久乎。」要求中書省移書將其意告諭懷良親王，「使其改過自新，轉禍為福。」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以「通謀胡惟庸」為借口，斷絕與懷良親王的朝貢關系。此事據說起於「明州備倭指揮林賢，以罪流日本。惟庸將為亂，遣人取賢回，就借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葯、兵器，意在圖亂。事覺，磔賢於市，而絕其貢。」有關此事的真偽，在史學界頗有爭議。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認為:「從當時懷良親王對明朝所抱的強硬態度和日本人民從弘安以來培養起來的冒險精神來推測，是很有可能的。」另一位日本學者秋山謙藏亦持同樣看法:「這事在《明太祖實錄》中雖未見記載，然當時正值明建國創業之際，而日本國內亦正紛亂，因此發生這種事，雖程度有別，但並非不可能。」但有的中國學者卻認為:「胡惟庸的罪名，名目繁多。朱元璋在他身上除了羅織謀逆、僭越等罪之外，再來一條林賢通倭和如瑤詐貢之類的故事，是有其政治需要的。因為這樣加重罪名之後，使胡案株連更廣，可以此為據打擊更多他所要打擊的對象。」無論這些看法如何，明太祖畢竟是以此為借口，終止了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系。同時，改變了原先寄希望於日本方面抑制倭寇侵擾的消極做法，轉而實行加強海防，積極防禦倭寇的政策。他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令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築登、萊至浙沿海59城，以防禦倭寇騷擾。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沿海衛所戍兵，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興至福建後，則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另選丁壯15000餘人，築城16，增置巡檢司45，分隸諸衛，以防禦倭寇。
二
明成祖繼位後，遵循明太祖的遺緒，對海外諸國仍實行羈縻政策，鼓勵他們派遣使者入明朝貢。明成祖告諭禮部大臣說:「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此時在日本，室町將軍義滿已成功解決了南北朝合並問題，辭去征夷大將軍職務，升任太政大臣；而後再辭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職，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區的征霸事業，實際上已成為最高的政治權力人物。他正急於尋求建立與明朝的朝貢貿易關系，以解決國內財源枯竭的問題。據說在建文三年(1401年)，義滿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勸說下，派遣該商人和自己的親信僧人祖阿為使者，攜帶國書和貢品，入明進行過朝貢。永樂元年(1403年)，義滿又遣天龍寺僧人堅中圭密為使入明朝貢。與此同時，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僧錄司右闡教道成出使日本。於是趙居任等人就偕同堅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賜予義滿龜鈕金印及勘合百道，從此兩國重新恢復了朝貢貿易關系。
明成祖所賜的勘合，為一種朝貢貿易憑證。它始於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為防止假冒使者入貢，則命禮部頒發勘合文冊，賜給暹羅、占城、真臘諸國，規定凡至中國使者，必驗勘合相同，否則以假冒逮之。據《明會典》記載，當時獲得勘合的有暹羅、日本、占城、爪哇、滿刺加、真臘、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錫蘭山、古里、蘇門答臘、古麻刺等15國。⒅由趙居任帶去日本頒賜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型大小勘合100道和本字型大小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型大小勘合底簿2冊和本字型大小勘合底簿2冊組成。日字型大小勘合100道、日字型大小與本字型大小勘合底簿各一冊存於明朝禮部；本字型大小底簿一冊置於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型大小勘合100道、日字型大小勘合底簿一冊則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貢的船隻，每船需帶勘合一道，與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對無誤後，始護送至京，再與置於禮部的底簿核對。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隻，亦需帶禮部的日字型大小勘合，與日本的日字型大小底簿核對無誤後，才准予入口貿易。每逢朝廷改元時，即將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舊勘合和底簿收回。據說終明之世，共頒賜給日本的勘合有永樂、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種。
其實，明成祖之所以恢復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系，目的也是要求他們協助捕捉擾邊的倭寇。在這方面義滿做得比較好，他於永樂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賢等入貢時，並獻所俘獲的擾邊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獎。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因義滿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來劫掠居民的對馬、壹岐等島的倭寇，並獻所獲的倭寇魁首，盡殲其黨類。故明成祖派使者齎璽書褒諭義滿，賜白金千兩等物品，並海舟兩艘，還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親制御文立碑其地。永樂五年(1407)五月，義滿派遣僧人堅中圭密等來朝貢時，又獻所獲倭寇等，明成祖賜敕褒諭其「忠賢明信，恭敬朝廷，殄滅凶渠，俾海濱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為抑制倭寇騷擾而對日本實行的羈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因每次朝貢都伴隨著進行一次大宗的貿易，且不說對其貢物以高於幾倍的價值予以賞賜，即使是貢使進京，沿途往返的車、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給，那也是一筆非常大的開支。據《日本一鑒》記載:「入朝者沿途往還，給支廩糧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會同館，該光祿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廚料；若奉欽賜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鵝、雞各一隻，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兩，果子一斗，燒餅二十個、糖餅二十個，蔬菜廚料。」日本貢使在《允澎入唐記》中也記載:當他們在寧波將解纜啟程回國時，還由「市舶司給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當時允澎一行人貢人員多達千餘名，供給的糧食總量估計應在六百石以上。鑒於這種種原因，故明朝對日本的朝貢不得不實行各種限制，如永樂二年(1404年)規定其十年一貢，船限兩艘，人限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貢的人、船均超過限數，運來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規定貢船不過3艘，人數不過三百，刀不過三千，不許違禁。[26]但實際卻很難執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貢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統七年(1442年)，入貢船9艘，人數達千餘。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船9艘，刀9900把。至於入貢人數，據上述《允澎入唐記》所載，也多達千餘名。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雙方對朝貢貿易的理解不一樣。對於明朝來說，實行朝貢貿易是對海外國家的一種「羈縻」手段，目的是消除「釁隙」，抑制擾邊事件的發生；而日本卻將之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成為他們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如日本學者臼井信義在《足利義滿》一書中寫道:「義滿鼎盛期的北山時代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實際就是和明王朝的貿易。」因此，雙方在政治目的與商業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來朝貢的人員，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數人，其他還有船員、水手以及搭乘的隨從商人等等。在朝貢貿易實行初期，由於朝貢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經營，故隨從的商人數量還比較少。但到了後來，朝貢船全部承包給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隨從的商人數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從搭乘轉變成為朝貢貿易的主體。他們不僅想通過朝貢貿易來贏取厚利，而且把某種資金的籌集也都寄託在這上面。如正統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龍寺遭受火災後正興工重建，為籌集營建費，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號、3號和9號船都是由天龍寺派遣。由此可見，日本派出的朝貢船是由商人承包，他們入明朝貢純粹是為了營利，故其船數、人數及貨物量不斷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卻將他們當成貢使看待，給予與普通商人不同的禮遇，分別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來的日本貢船過多，過於頻繁，都將造成重大的負擔。於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種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強調:「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強調:「日本貢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計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員，居坐六員，土官五員，從僧七員，從商不過六十人。」這里反映出來的是明朝官方與日本私商在朝貢貿易中的矛盾。
由於明朝對日本的朝貢貿易限制比較嚴，不僅船數少，而且貢期長，遠遠滿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經常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貢而劇烈地競爭著。這種競爭到後來終於發展成在寧波的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據日本史籍記載，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貢使者桂悟一行返國時，明朝曾頒發給正德新勘合，交他們帶回日本，但這批新勘合並沒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裡，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內氏奪去。大內義興在取得這批新勘合後，即准備獨占對明貿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終於獲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認，大內氏則派出入明朝貢船3艘，由宗設謙道率領，攜帶第一、二、三號正德勘合到中國，一行於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達寧波。此事當然引起其他封建領主和寺社等的不滿，其中有盤踞坍港的細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對明貿易的權利。細川氏在當時不僅擁有強大實力，而且其領地緊鄰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絕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以過期作廢的弘治勘合交給細川氏。細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為正使，宋素卿為副使，於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啟航。因為他們航行的路線是經過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誤了幾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閏三月十八日始從薩摩的山川港啟航，大概比宗設一行遲十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按明朝慣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並以先後為序。」但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賄賂，故違例先盤閱瑞佐貢船的貨物，設宴時又讓瑞佐坐在宗設之上。宗設於是大怒，與瑞佐忿爭相仇殺，焚嘉賓堂，劫東庫，大掠寧波，奪船揚長而去。案發之後，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後瘐死獄中。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於市舶，禮部則請罷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系。
至17年後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國王源義晴復遣貢使碩鼎等人明朝貢，明朝雖勉強予以接待，宴賞如例，但仍強調「貢期定以十年，貢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違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義晴再遣貢使周良等人貢時，則因貢期未到，貢船、人數均超過限額，而被阻在舟山群島停泊了10個月，直至次年春天貢期到後，始准許入貢。此後，日本方面因大內義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為其臣陶晴賢所殺，在紛亂中失去勘合，遂終止派遣貢船入明朝貢。
2. 日本為什麼不承認明朝
因為，明朝增經攻擊過.日.本留下了深刻的恥辱印象。
在明朝強大的後期，明朝水軍軍隊曾經以朝鮮作為基地，反擊日本對朝鮮的.騷.擾.侵.襲，曾經一.度.登陸.日.本島，成為了.日.本刻骨銘心的記憶。
所以，日.本非常忌憚中國明朝，萬幸不是發生在鄭.和下西洋時期，否則一定會將.日.本收回到中國的版圖來。
3. 明清兩次對日戰爭，為什麼結果不同
根本實力就不一樣。明朝當時萬曆年間，明朝還有相當的實力。而當時的日本只不過是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自我膨脹，當時日本根本就沒有那個實力和明朝作戰。豐臣秀吉沒見過世面，對日本以外的情況本身就不太了解。當時日本二次入朝作戰，雖然日軍戰鬥力很強，但是日本付出的代價極大，甚至到最後都到了能當兵的男人都找不出來的地步。日本當時的國力本身就不足以和明朝對抗。
而清末，中日首先實力對比就有本質的區別。日本明治維新後已經開始工業化，而且明治天皇始終支持效仿西方列強對外擴張的。甚至自己少吃飯來號召節省經費建造海軍。而清朝還根本沒有任何工業化的苗頭，只有非常多限制的洋務運動在開展。而慈禧別說省經費了，頤和園就是挪用海軍軍費修的。可以說當時中日之間，日本早就在實力上超越中國了，只不過靠北洋水師還能撐撐門面而已。但按李鴻章說的：靠北洋一己之師博倭人全國之力。怎麼可能成功呢
4. 日本人對明朝的態度
總體上來講，日本對明朝是比較敬畏的，接受過明朝的封王，對明朝納貢。
1、足利義滿在任期間，一直非常期望同明朝進行貿易。自1374年起曾數次向明朝派遣使節。1374年和1380年，足利義滿以「日本徵夷將軍源義滿」的名義向明朝朝貢，要求與明朝貿易。
然而明朝拒絕了室町幕府的要求，理由是明朝認為「大覺系」的「日本國王懷良」（或作良懷）才是日本正統君主，而「持明系」則是亂臣。
足利義滿是「持明系」的軍官，更不應與之通交。因此在明太祖在位期間，明朝拒絕了同室町幕府的貿易。
2、在萬曆抗倭援朝戰爭結束後的文祿四年（1595年）一月，明朝遣使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令沈惟敬一同前往。
3、德川家康不是個完全的鎖國主義者。創立幕府後，他立即遣使朝鮮，並於1608年恢復了和朝鮮的邦交。與此同時，又積極謀求與明朝的間接貿易。他出於對軍需物資和生絲貿易的需要，創立幕府後的初期，對發展與西歐各國的貿易也很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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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 ，日本戰國時代三河大名，幼名竹千代。江戶時代第一代征夷大將軍，日本戰國三傑（另外兩位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之一。日本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德川家康出生於三河岡崎城（現愛知縣岡崎市），原姓松平，永祿十年（1567年）奉敕改姓德川。父為岡崎城主松平廣忠，母為廣忠正室於大之方（傳通院）。
桶狹間合戰後與織田信長結為「清洲同盟」，多次配合織田軍擊敗強敵，並與武田家不斷蠶食今川家的領地。
後又迫於形勢而向其臣服。小田原之戰後被豐臣秀吉移封關東，雖失去長年的根據地，但得到豐臣政權下外樣大名中最大的領地。
擔任五大老的筆頭。豐臣秀吉死後，在關原合戰中率領東軍戰勝西軍，確定了霸權。慶長八年（1603年）受封為征夷大將軍，在江戶開創幕府。慶長十九年（1614年）至慶長二十年（1615年）經大坂冬、夏之陣滅豐臣氏，江戶幕府統治體制從此堅如磐石， 日本進入和平時期。
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在駿府城逝世，享年74歲。遺體埋葬在駿府的久能山，1年後被改葬到下野國日光。被日本朝廷賜封「東照大權現」，成為江戶幕府之神，在日本東照宮中供奉，被後人稱為「東照神君」。
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原名木下滕吉郎、羽柴秀吉，是日本戰國時代、安土桃山時代大名、天下人，著名政治家，繼室町幕府之後，首次以天下人的稱號統一日本的戰國三傑之一。
豐臣秀吉是尾張國愛知郡中村鄉貧苦農民家庭出身，本是足輕（下級步兵），後因侍奉織田信長而崛起。
本能寺之變後，在織田氏諸家臣內部斗爭中勝出，成為織田信長實質的接班人[2]。天正十三年（1585年）擔任關白，後擔任太政大臣，獲賜氏姓豐臣氏，後將關白職務讓與養子豐臣秀次而自稱「太閣」。
建立了新的封建體制：確定士農工商的身份。獎勵新興工商業，扶植城市的發展。天正十六年（1588年）頒布刀狩令，收繳民間武器，實行兵農分離，使武士集中居住於城市。
宗教方面，保護佛教寺院，壓制天主教的傳布，迫害西班牙傳教士，開日後禁教鎖國之先河 。
豐臣秀吉的政策具有劃時代意義，對日本社會由中世紀封建社會向近代幕藩體制轉化有一定成就。
在位後期逐漸變得昏庸多疑，並發動文祿慶長之役，慶長三年（1598年）9月18日病逝。 其後部將德川家康趁機奪取政權。
足利義滿人物之迷：
田中義成、今谷明等學者認為足利義滿有篡奪皇位的企圖；而受到此說法的影響，作家海音寺潮五郎、井澤元彥等人認為義滿是由於皇室為了阻止其篡位而被暗殺的。
日本從平安時代到室町時代期間，曾長期流傳著一首名叫《野馬台詩》的預言詩。相傳這首詩是由中國南朝梁時期的高僧寶志禪師所作，後來由遣唐使吉備真備帶到日本。